【記者/林芷君、蕭沁梅、吳靜怡 首圖/取自unsplash】
搖滾充斥著1990年代的Live House,直率且具有草根性的地下音樂場景,為現今台灣音樂文化扎根。然而面對消防、建管上的挑戰,以及時代變遷的物是人非,使得部分Live House陸續熄燈。透過政府協助與自我摸索,現今Live House已逐步找尋出專屬自己的生存方式,直至今日,Live House依然作為台灣獨立音樂人的搖籃。
孕育文化的舞台熄燈 多間Live House面臨歇業
台灣音樂文化底蘊深厚,其中Live House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Live House的舞台,讓一群懷有音樂夢想的人們能夠一展自己的才華,也讓樂迷有一處能夠尋覓靈魂的共鳴,並結識志同道合的友人。不過,隨著時代推移,Live House的經營也面臨挑戰,使得觀眾及樂手在Live House把酒言歡的景象已成過往,當時的模樣,僅留存於部分群眾的回憶中。
1990年代,許多「音樂酒吧」開始提供獨立音樂人表演舞台,搖滾逐漸佔領台北街頭一隅,不過,這些展演場地在當時並無標準名稱,千禧年後便被稱作「Live House」。Live House孕育許多知名音樂人,也推動台灣音樂圈的進程,然而時至今日,Live House的經營面臨都更、疫情及與房東續租等原因,迫使台北三間Live House於今年歇業。
年初之際,位於公館商圈的Live House——海邊的卡夫卡(下稱卡夫卡)所在店址因面臨都更而熄燈,創辦人陳瑞凱憶起17年前身為樂團1976的主唱,儘管當時樂團發展相當成功,但考量生活與經濟間的平衡後,他明白不能僅憑一腔熱血留在藝文行業,於是在樂團主唱之外,更肩負多重身分,同時兼任卡夫卡的創辦人。
位於公館商圈的Live House「海邊的卡夫卡」因面臨都更而歇業。(圖片:海邊的卡夫卡提供)
卡夫卡見證許多樂團及歌手誕生,也乘載許多老樂迷的回憶。卡夫卡收店後,陳瑞凱坦言,「我以為我會覺得很可惜,但我沒有。」反而多出更多時間參與音樂活動。不過他也語帶保留,透露自己仍在尋覓有緣之處,卡夫卡未來也許會以嶄新的樣貌回歸,並期盼能遇見新的夥伴、寫下新的故事。
逝去充斥酒與笑的年代 Live House不復的浪漫
Live House讓歌手及樂手們有空間能將自身的情緒與想法,透過現場音樂傳遞給聽眾,拉近彼此的距離。獨立樂團孤寂輔導室團長承佑分享,某次樂團演出時銷票狀況慘淡,台下觀眾寥寥無幾,因此陷入迷茫與懷疑。直到表演結束後,有位樂迷親口向承佑分享,自身受到樂團歌曲相當大的安慰,樂迷真切的回饋使他忘卻原先的煩惱,找回玩音樂的初心。
承佑曾經在Live House表演時受到樂迷鼓勵,因而喚回玩音樂的初心。(圖片:承佑提供)
最初Live House是透過搖滾樂來連接樂手與觀眾間的情感,Roxy Vibe作為台灣早期Live House先驅之一,閃靈、董事長樂團、濁水溪公社等老樂團都曾在此演出。Roxy Vibe創辦人凌威遙想起1997年的夜晚,當時樂手表演完後,會留下來跟觀眾一起喝酒、聊天,把歡愉的氛圍延續到太陽升起。他更透露,在那年代若想接觸、進入搖滾音樂圈,就必須親自走到現場,才有機會融入其中。
樂手與觀眾共榮共存的光景已成過往,凌威將近半輩子的時光都奉獻於搖滾樂,如今卻不打算再經營Live House。他坦言,隨著歲月更迭,聽眾與音樂人間的距離逐漸擴大,現今觀眾往往在樂團演出結束後人去樓空,樂迷與樂團之間不再充滿緊密的連結,氛圍的轉變消磨掉了他的熱血,他明白,這些逝去的回憶終究是只屬於那個年代的浪漫。
場地經營問題四起 難與時代抗衡
Live House除了是許多音樂人與聽眾建立情感聯繫的地方,對於創立Live House的人來說,也是實踐夢想的所在地。然而,經營一間Live House不僅要克服消防、建管等長期的挑戰,還要配合時代變遷做調整與轉型,使部分Live House在長期累積下營運困難而陸續熄燈。
Roxy Vibe及女巫店都曾是有名的展演場地,但當時若想經營一間Live House,產業的分類方式為需面臨的首要問題。文化局文創發展科規劃師葉衛璇說明,Live House原先被歸在八大行業中的視聽娛樂業,而根據內政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若設立在住宅區將被視為違法,營業範圍也會因此受限。直至2010年,經濟部商業司增訂音樂展演空間業,Live House不再是八大行業中一部分,也脫離原本的灰色地帶,逐漸找到專屬位置。
台北市大多為住商混合區。(圖片:取自unsplash)
即便Live House經修法後得以在住商混合區營業,仍需與周遭居民達成良好共識。長期研究獨立音樂的作家熊一蘋表示,早期的Live House經常遇到住戶向警察反應噪音污染,引起三方的衝突與摩擦。凌威也分享,前幾年因疫情導致觀眾數量不多,加上附近住戶對於噪音、菸味等問題不諒解,造成經營困難。
撇除產業分類與住戶磨合問題,主要獲利項目也是造成Live House倒閉的主因之一。位在中正紀念堂周邊知名酒吧兼Live House——Revolver的活動企劃阿丹(化名)表示,倘若只依靠樂團表演作為主要收入來源,容易使業者提高表演者租場的門檻,樂團與藝術家們便會減少舉辦表演的意願,導致各方需求無法達成共識。
除了內部營運外,外部經營還包含消防與建管,陳瑞凱回憶道,2011年台中阿拉夜店大火死傷慘重,使得全台針對展演空間的消防建管規範意識提升,當時店內也被要求打掉一扇落地窗做消防梯,並開通三個出口才能符合營業規定,隨後又因地下社會的建管、合法化引發抗議行動。陳瑞凱坦言,對於消防與建管層面的安全疑慮,許多業者難以符合當時嚴格的規範。
陳瑞凱回憶起當年阿拉夜店大火,心裡依然頗有感觸。(圖片:海邊的卡夫卡提供)
消費模式轉變 表演淡化與觀眾連結
隨時間流逝,觀眾的心態與消費模式,以及樂團表演與音樂呈現方式也逐漸產生變化。凌威認為,觀眾與樂手的互動是Live House的主要靈魂,過去的Live House不僅僅是表演空間,更是一場音樂人的交流盛宴;而現今的Live House猶如電影散場,尤其表演結束後五分鐘內現場觀眾已寥寥無幾,他感嘆,「那個感覺確實是不一樣了」。
近幾十年台灣音樂圈不再單純追求音樂,還包含商業、政治的介入。根據文化部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顯示,2019年音樂節慶表演所佔的場次比例為一般音樂活動的兩倍,阿丹表示,在場次逐年增多的情況下,政府大量投入金援、標案興起,導致音樂祭過載,民眾體驗疲乏,使得Live House等小型表演受到壓縮與威脅。熊一蘋也提到,當欣賞Live House的人減少,定期表演的次數可能因此降低,淡化與觀眾的連結性。
改變經營模式和土地歸屬 開闢Live House嶄新之路
因涉及公共安全與消防建管問題,Live House在經營路上步履蹣跚。然而,現今Live House多採取複合式經營,透過結合酒水、餐食,逐步摸索出屬於自己的生存方式,讓店家在收支平衡的情況之下,仍能足以負擔「樂團搖籃」的角色,提供新人樂團累積臨場經驗的機會,避免深耕多年的地下場景淹沒於時代洪流之中。
現今Live House業者須結合音樂教室、酒吧、餐食等主要獲利項目以穩定營收,使得場館多數採複合式經營。葉衛璇表示,多元複合的經營樣態須符合所有相關法規,相對而言標準較高,加上過去登記營業項目的標準寬鬆,因此台北市商業處為從源頭幫助業者符合規定,於2020年開始提供預審機制,幫助業者在選址送件後,預先了解該地區可營業之項目。
大多Live House業者結合酒吧,透過複合式經營穩定收支。(圖片:取自unsplash)
台北的土地分區主要以住商混合的型態為主,並非每位業者皆適用同種規範。葉衛璇補充,從2015年至今,文化局皆有提供相關輔導機制,委託顧問公司協助有需求的業者,並給予展館個別審核的機會。她以位於大安區的Live House樂悠悠之口為例,雖然座落住宅區,但大樓皆為辦公所用,實際上並無住戶,因此文化局為因應類似特殊情況,以實際環境調整審認標準。
如今台灣音樂產業環境多元豐富,相較以往,舉辦音樂祭與演唱會的風氣盛行,在觀眾擁有多元選擇之下,Live House反倒因此逐一被寫入獨立音樂的歷史中。阿丹表示,政府若予以地方Live House更多支持,民營展演空間與樂團會以更自然的形式獨立發展,為城市增添隨性與草根的文化樣貌。而熊一蘋也認為,若能加強宣傳Live House的重要性,以及讓擁有知名度的樂團至各縣市舉辦演出,可增加觀眾至Live House欣賞演出的機會。
音樂祭成為大眾的娛樂選擇之一,壓縮Live House生存空間。(圖片:取自unsplash)
落實音樂即生活 為地下文化帶來激盪
「場景之所以是文化的來源,關鍵在於它必須是一個有共同創造出東西的社群。」熊一蘋觀察到,以往樂迷之間關係緊密,也易受樂手激勵而一起玩團「創造場景」,現今因人與人的距離逐漸拉大,消費者反而與樂手各自發展文化。他表示,Live House陸續熄燈將導致日常性演出的減少,也會使得次文化變豐富的機會變得貧瘠。但熊一蘋也認為,或許新世代創造文化的來源不一樣,在網路或其他地方也可能產生想法激盪,創造新文化。
回憶起過去在地下社會聽團的畫面,熊一蘋感慨地說,每當走進Live House 感受到聲波震動打在身體上時, 彷彿能重新感覺到對於音樂強烈的喜愛,與在大型Live House與體育館欣賞演出的體驗有著天壤之別。「地下室又冷又擠的窄小空間能限縮視覺,撼動身心的音樂讓觀眾特別容易入神。」即使世代看似越來越遠,熊一蘋盼望終有一天,台北能擁有像東京高圓寺般高密度成熟發展的Live House,落實音樂即生活的理念。
凌威認為Live House是音樂文化茁壯背後的推手,無論世代如何變化,仍保有其存在之意義。(攝影:吳靜怡)
在時代鉅變下,地下音樂場景或許與過去多數人記憶中的模樣已不相同。凌威表示,如今台灣搖滾之聲非常成熟, 但成熟是來自於過往Live House的灌溉跟成長,若這個世代缺少Live House,往後恐怕是一個顛倒的局面。他認為展演空間之所以成為扶植樂團的助力,是因創造出樂手互相砥礪、激盪的空間,才得以碰撞出活力與火花,不斷為台灣音樂文化扎根,因此即便音樂表演盛行,他仍期盼Live House在其中保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