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君盈、陈韦彤、柯博文 摄影／柯博文】
由同名恐怖游戏改编的电影《返校》以1947年基隆中学事件为原型，诉说当时多名师生因地下刊物《光明报》被捕遭遇，反映台湾白色恐怖时期铲除异己、政治压迫等情景，也打破同温层，连结对当时历史不了解的民众。
转型正义弥补独裁伤痛 政治档案公开不易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始于1949年5月20日，至1991年5月22日止。在戒严期间，刑罚范围极度扩张，法条被当成整肃异己的工具，人民的自由、基本人权荡然无存。即便在解除戒严、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后，政府仍利用《惩治叛乱条例》以及《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持续镇压政治立场相异者。在民众抗争下，最终废止两条例，长达42年的白色恐怖才算真正结束。
推行转型正义，是民主国家为了弥补过去独裁政府所实施的不正义行为。而台湾的转型正义起步较晚，并未在1987年正式解严后立刻推行，而是到2000年首次政党轮替才开始被讨论。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彭仁郁表示，随着加害者与受难者双方部份离世，有关加害体系的大量政治档案需更费时交叉比对，一时半刻无法还原历史的原貌，但受难者仍期盼能透过公开真相，得知当时为何遭诬陷、被谁诬陷，同时让后代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
彭仁郁表示，大量政治档案需费时交叉比对，一时半刻无法还原历史的原貌。
还原历史真相 认错、宽恕、和解达成正义
“没有一个受难者不愿意追求真相。”白色恐怖受难者、现任台湾政治受难者关怀协会会长蔡宽裕描述，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下，“眠床通刑场”变成当时社会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意指经常有人在三更半夜被便衣警察带走，但家属不清楚缘由，事后查户口名簿才知道，当时消失的家人已经死亡。基于此原因，蔡宽裕表示，不只是幸存的受难者渴望真相，罹难者的家属也同样渴望政府归还真相，为逝去的家人平反，并将历史公诸于世、被大众牢记。
现在的转型正义“只有转型，没有正义”，蔡宽裕回忆，他第一次被逮捕时逢“刘自然事件”，自己仅是在课堂上，以法律层面评论政府不应与美国签下不平等条约，不料却被举报“鼓动罢课”后被逮捕。他认为，当时许多罪名都是政府的夸大解释，“要真相，就需要政治档案公开”。蔡宽裕强调，受难者坚持追求真相，有了真相才能有后续的认错、宽恕及和解，完成这些过程，对受难者才是真正的正义。
蔡宽裕认为，“要真相，就需要政治档案公开”。
征集档案、解密困难 同理伤痛才能加速转型正义
2019年7月《政治档案条例》三读通过，规定人民必须归还相关的政治档案给政府，也强制政府公开相关档案。“去拼贴失去的历史碎片，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翠表示，促转会的首要任务为加速各机关征集政治档案的进度，将分散于各机构的档案与文书，透过鉴定与审选，将具保存价值资料纳入国家档案。目前须与国家安全局、内政部警政署等机关不断协调与沟通，才能取得过去不公开的资料。
杨翠表示，促转会的首要任务为加速各机关征集政治档案的进度。
除了征集档案外，内容的解密也是关键，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委员会秘书蔡喻安表示，政府应提供足够经费与人力资源进行研究，但当今的研究人力却明显不足。他解释，公开档案需要充足的人员解密跟查证，单有档案很难厘清历史；不明确的历史无法给予受难者应有的平反，走向社会和解的道路也会愈加漫长。
谈及正在进行的转型正义工程，蔡宽裕直言，虽然政府尝试推动转型正义，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尤其追溯事实真相又是一个漫长的工程，他强调，对受难者而言，时间就是最大的敌人，不仅记忆会随着时间模糊，受难者的生命也可能会输给时间。
蔡宽裕强调，对受难者而言，时间就是最大的敌人。
杨翠指出，目前促转会的政治档案征集已进行到第六波，总计约十三万件，虽然转型正义的进展渐渐加速，征集数量也已是2000年前后的九倍之多，但还是远远不足。他点出，需要社会大众同理当时受难者的伤痛，转型正义的进展才能更加快速。
面对外界期望公开加害者资料的呼声，蔡宽裕坦言，与外界认知不同的是，并非所有受难者都被蒙在谷底，部分受难者其实知道加害者是谁。正是因为知道，才会秉持着“历史必会留下痕迹”的道理，他强调，不是加害者往生，他们曾经侵害人权的作为就能被遗忘，希望借此警惕大众莫忘历史教训。
推动教育提升认识 杨翠：记住伤痛避免悲剧再演
杨翠说明，转型正义本无关族群、意识形态，只为追求真相并为曾受迫害的人平反，而理解受难者的伤痛与追求真相的重要性，则需要大众关注与探讨白色恐怖历史。他指出，过去威权体制下的教育，导致民众下意识避谈过去，须透过征集档案的公开，厘清当时真相，进而推动社会教育，提升大众对转型正义的认知。
“若揭开还会痛，那代表伤口还没愈合。”杨翠表示，唯有真相才能让伤口结痂，透过转型正义落实还原真相。彭仁郁认为，若要达成真正的转型正义，必须翻转旧有思维，过去威权体制透过教育对人民建立社会集体运作的价值观，如“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理念，也被合理化为国家整体利益着想，国共内战和国际冷战的局势正当化人民所受的不合理对待，这些威权体制下的产物，至今仍深入台湾文化。
杨翠说明，转型正义是追求真相并为曾受迫害的人平反。
形式上的解严容易，但过往的教育导致大众不愿主动面对历史，“我们能探讨德国的纳粹，却不愿提起白色恐怖，本身是件吊诡的事。”杨翠强调，精神上的解严，需要转型正义和教育持续推动，并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才能改善。蔡喻安对此说明，虽然大众不愿提起过往历史，但并不排斥去了解，透过《返校》等影视作品带给民众接触白色恐怖历史的机会，使民众同理受难者的伤痛、了解当时社会风气，降而探讨还原真相的重要性。
“记住过去暴力的历史，才能保障未来的和平”，蔡宽裕表示要记得过往的错误，才能避免再度发生的可能，若政府再度犯错，人民也要懂得维护自身的权利。
蔡宽裕：《返校》仅是轻描淡写 吁从历史思考人权
为了将白色恐怖的经历传达给不愿碰触历史的民众，蔡宽裕提倡，透过教育从历史思考人权的重要性；国家人权博物馆也因此定期筹办展览与讲座，推动人权教育，培养民众对自身权利的敏锐度。杨翠也指出，人权的定义是保障自身权利外，更要为他人争取权利，强调还原历史的价值在于对人权的重视。
蔡宽裕坦言“《返校》相较当年的经历，仅是轻描淡写。”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不只是参加读书会，仅仅是贴一张纸，或找一个人谈话、开会，都可能当成反叛的依据。
蔡宽裕表示，虽然《返校》无法真切刻画出当时人民苦闷、敢怒不敢言的社会氛围，但依然有助民众觉醒、了解历史。蔡宽裕引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利．魏瑟尔在作品《夜》中写到的：“遗忘死者，就是对他们的二度伤害。”期盼社会了解历史真相后，牢记曾经发生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