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王君盈、陳韋彤、柯博文 攝影／柯博文】
由同名恐怖遊戲改編的電影《返校》以1947年基隆中學事件為原型，訴說當時多名師生因地下刊物《光明報》被捕遭遇，反映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剷除異己、政治壓迫等情景，也打破同溫層，連結對當時歷史不了解的民眾。
轉型正義彌補獨裁傷痛 政治檔案公開不易
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始於1949年5月20日，至1991年5月22日止。在戒嚴期間，刑罰範圍極度擴張，法條被當成整肅異己的工具，人民的自由、基本人權蕩然無存。即便在解除戒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後，政府仍利用《懲治叛亂條例》以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持續鎮壓政治立場相異者。在民眾抗爭下，最終廢止兩條例，長達42年的白色恐怖才算真正結束。
推行轉型正義，是民主國家為了彌補過去獨裁政府所實施的不正義行為。而台灣的轉型正義起步較晚，並未在1987年正式解嚴後立刻推行，而是到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才開始被討論。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彭仁郁表示，隨著加害者與受難者雙方部份離世，有關加害體系的大量政治檔案需更費時交叉比對，一時半刻無法還原歷史的原貌，但受難者仍期盼能透過公開真相，得知當時為何遭誣陷、被誰誣陷，同時讓後代了解歷史的真實面貌。
彭仁郁表示，大量政治檔案需費時交叉比對，一時半刻無法還原歷史的原貌。
還原歷史真相 認錯、寬恕、和解達成正義
「沒有一個受難者不願意追求真相。」白色恐怖受難者、現任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長蔡寬裕描述，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下，「眠床通刑場」變成當時社會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意指經常有人在三更半夜被便衣警察帶走，但家屬不清楚緣由，事後查戶口名簿才知道，當時消失的家人已經死亡。基於此原因，蔡寬裕表示，不只是倖存的受難者渴望真相，罹難者的家屬也同樣渴望政府歸還真相，為逝去的家人平反，並將歷史公諸於世、被大眾牢記。
現在的轉型正義「只有轉型，沒有正義」，蔡寬裕回憶，他第一次被逮捕時逢「劉自然事件」，自己僅是在課堂上，以法律層面評論政府不應與美國簽下不平等條約，不料卻被舉報「鼓動罷課」後被逮捕。他認為，當時許多罪名都是政府的誇大解釋，「要真相，就需要政治檔案公開」。蔡寬裕強調，受難者堅持追求真相，有了真相才能有後續的認錯、寬恕及和解，完成這些過程，對受難者才是真正的正義。
蔡寬裕認為，「要真相，就需要政治檔案公開」。
徵集檔案、解密困難 同理傷痛才能加速轉型正義
2019年7月《政治檔案條例》三讀通過，規定人民必須歸還相關的政治檔案給政府，也強制政府公開相關檔案。「去拼貼失去的歷史碎片，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任委員楊翠表示，促轉會的首要任務為加速各機關徵集政治檔案的進度，將分散於各機構的檔案與文書，透過鑑定與審選，將具保存價值資料納入國家檔案。目前須與國家安全局、內政部警政署等機關不斷協調與溝通，才能取得過去不公開的資料。
楊翠表示，促轉會的首要任務為加速各機關徵集政治檔案的進度。
除了徵集檔案外，內容的解密也是關鍵，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委員會秘書蔡喻安表示，政府應提供足夠經費與人力資源進行研究，但當今的研究人力卻明顯不足。他解釋，公開檔案需要充足的人員解密跟查證，單有檔案很難釐清歷史；不明確的歷史無法給予受難者應有的平反，走向社會和解的道路也會愈加漫長。
談及正在進行的轉型正義工程，蔡寬裕直言，雖然政府嘗試推動轉型正義，但心有餘而力不足，尤其追溯事實真相又是一個漫長的工程，他強調，對受難者而言，時間就是最大的敵人，不僅記憶會隨著時間模糊，受難者的生命也可能會輸給時間。
蔡寬裕強調，對受難者而言，時間就是最大的敵人。
楊翠指出，目前促轉會的政治檔案徵集已進行到第六波，總計約十三萬件，雖然轉型正義的進展漸漸加速，徵集數量也已是2000年前後的九倍之多，但還是遠遠不足。他點出，需要社會大眾同理當時受難者的傷痛，轉型正義的進展才能更加快速。
面對外界期望公開加害者資料的呼聲，蔡寬裕坦言，與外界認知不同的是，並非所有受難者都被蒙在谷底，部分受難者其實知道加害者是誰。正是因為知道，才會秉持著「歷史必會留下痕跡」的道理，他強調，不是加害者往生，他們曾經侵害人權的作為就能被遺忘，希望藉此警惕大眾莫忘歷史教訓。
推動教育提升認識 楊翠：記住傷痛避免悲劇再演
楊翠說明，轉型正義本無關族群、意識形態，只為追求真相並為曾受迫害的人平反，而理解受難者的傷痛與追求真相的重要性，則需要大眾關注與探討白色恐怖歷史。他指出，過去威權體制下的教育，導致民眾下意識避談過去，須透過徵集檔案的公開，釐清當時真相，進而推動社會教育，提升大眾對轉型正義的認知。
「若揭開還會痛，那代表傷口還沒癒合。」楊翠表示，唯有真相才能讓傷口結痂，透過轉型正義落實還原真相。彭仁郁認為，若要達成真正的轉型正義，必須翻轉舊有思維，過去威權體制透過教育對人民建立社會集體運作的價值觀，如「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的理念，也被合理化為國家整體利益著想，國共內戰和國際冷戰的局勢正當化人民所受的不合理對待，這些威權體制下的產物，至今仍深入台灣文化。
楊翠說明，轉型正義是追求真相並為曾受迫害的人平反。
形式上的解嚴容易，但過往的教育導致大眾不願主動面對歷史，「我們能探討德國的納粹，卻不願提起白色恐怖，本身是件弔詭的事。」楊翠強調，精神上的解嚴，需要轉型正義和教育持續推動，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才能改善。蔡喻安對此說明，雖然大眾不願提起過往歷史，但並不排斥去了解，透過《返校》等影視作品帶給民眾接觸白色恐怖歷史的機會，使民眾同理受難者的傷痛、了解當時社會風氣，降而探討還原真相的重要性。
「記住過去暴力的歷史，才能保障未來的和平」，蔡寬裕表示要記得過往的錯誤，才能避免再度發生的可能，若政府再度犯錯，人民也要懂得維護自身的權利。
蔡寬裕：《返校》僅是輕描淡寫 籲從歷史思考人權
為了將白色恐怖的經歷傳達給不願碰觸歷史的民眾，蔡寬裕提倡，透過教育從歷史思考人權的重要性；國家人權博物館也因此定期籌辦展覽與講座，推動人權教育，培養民眾對自身權利的敏銳度。楊翠也指出，人權的定義是保障自身權利外，更要為他人爭取權利，強調還原歷史的價值在於對人權的重視。
蔡寬裕坦言「《返校》相較當年的經歷，僅是輕描淡寫。」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中，不只是參加讀書會，僅僅是貼一張紙，或找一個人談話、開會，都可能當成反叛的依據。
蔡寬裕表示，雖然《返校》無法真切刻畫出當時人民苦悶、敢怒不敢言的社會氛圍，但依然有助民眾覺醒、了解歷史。蔡寬裕引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艾利．魏瑟爾在作品《夜》中寫到的：「遺忘死者，就是對他們的二度傷害。」期盼社會了解歷史真相後，牢記曾經發生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