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慶失竊 學生被偷近兩萬-維安系統顯漏洞防盜意識待加強
外英分級標準不一失鑑別度-學測、指考、統測難度不同 學生程度落差大
強制修外英 日文輔系權益受損-宣傳不足導致申請遭阻 學生：還我平等選課權
社論：佔領台北與臉書政治
專欄-有你真好：志工夢發芽
專欄-名家語錄：化身採訪不是新聞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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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新大學五五校慶當日，校園卻傳出偷竊事件，案發後，受害學生一同至警局備案做筆錄。 |
校慶失竊 學生被偷近兩萬
維安系統顯漏洞防盜意識待加強
世新大學五十五周年校慶，驚爆傳播大樓遭竊，近十名學生財物遺失。雖然校方在第一時間協助受害同學調閱監視器，但由於學校遭竊事件頻傳，新聞學系系學會會長范庭瑄質疑校方並無落實安全維護。
受害學生新聞學系一年級林昆慶說，「舞舞生風」比賽結束，發現多位同學遺失錢包，隨即通報教官。范庭瑄表示，新聞系就有五名學生受害，損失近兩萬元及私人證件。她認為，若學校的防盜措施未加強及偷竊案發後的處理不積極，類似案件將一再發生。除了防盜系統，宣導不足亦是失竊案頻傳的主因。行政管理學系系學會會長黃日群表示，雖然將重要物品留在教室且無人看守是學生的過失，但校方防竊宣導不足，造成學生輕忽自身財物安全。他認為，若校方能在此部分予以加強，不僅能減低失竊率，也能避免相同事件再次發生。
生輔組組長丁惠群對學生的說法感到無奈。她表示，教官室已在活動前，利用簡訊和電子郵件提醒學生及主辦單位應注意財物及人身安全，也在事發第一時間加派人手巡視各棟大樓，協助同學找尋竊賊。
九十九學年度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系學會長塗菁淳則指出，上個學期舉辦啦啦隊比賽時，就已發生類似的遭竊事件，教官雖有協助調閱監視器畫面，但因傳播大樓地下三樓的監視器有死角，無法清楚拍到重要畫面，恐造成防盜漏洞。對此，丁惠群回應，為維護上課隱私，教室內不能設置監視器，因此無法完整拍到兇手犯案過程，不過全校的監視器約達八百支，密度很高，能將大部分校區的安全維護做好。她補充，校方亦在體育室放置「防竊袋」供同學使用，每個袋子均附有鑰匙，學生可將貴重物品放置在內，若要取得裡面物品，除非有鑰匙否則就必須割破袋子，降低物品遭竊的可能性，只是同學的使用率不高。
針對校方事後處理方式，林昆慶說，希望校方除了協助同學備案外，更能在事後幫助同學了解調查進度，確認是否能找回失竊物。而對於頻傳失竊案的解決方式，黃日群表示，仍希望學校能加強宣導，並在活動開始前加派人手巡視校園，實質增強學校安全維護，而不是在事情發生後才亡羊補牢。【記者／李品萱、許均意、邱鈺雯報導】
外英分級標準不一 失鑑別度
學測、指考、統測難度不同 學生程度落差大
世新大學因應教育部「提升大學生英語能力」專案計畫，外文英文課程以「分級分班」方式進行教學，採用學測、統測及指考的英文成績作為評定標準。但上述三種考試難易度不一，公平性遭到質疑。
「分級分班」方式是根據教育部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公布的換算級距表，將全校新生的英文成績落點，以百分比方式計算，做為基本的參考指標。但新聞學系二年級學生謝宗諭認為，分班本意雖好，但應有更明確的評分標準。他舉例，開學後安排學生進行測驗分班，不僅彰顯其公平性，同時也符合學生程度。銘傳大學會計學系二年級學生陳靜誼也指出，該校外英分級比照入學分級考，再比對原先的大考成績作判斷。她認為，若只根據一種標準，容易發生分配班級與學生程度不符的狀況。和世新大學相比，舉辦測驗與多方比對，能更公平衡量學生的程度，進而分配到合適的班級。
對此，英文學系系主任黃裕惠回應，幾年前曾使用語言視聽教育中心的入學分班測驗，針對大一新生在開學第一周統一施測，但效果不彰。因為有些學生為求課程簡單，故意不以實力做答，造成分數不具參考價值。黃裕惠表示，若對分班有疑問的學生，可先向授課老師反應，經討論、溝通後還是覺得程度與原班不適合，再進行英語聽講的測驗，經過認證後，即可轉至符合自己程度的班級。
但傳播管理學系三年級陳姓學生反映，自己因指考失常被分配到能力不符的班級中，卻不知道能換班，認為校方在辦理轉班的制度上宣傳不足。再者，口語傳播學系二年級學生林芳瑀也表示，她因學測成績不錯被分至中高階班，但因暑假期間極少閱讀英文，導致開學後跟不上老師的教學進度，希望有更好的分級制度出現。
黃裕惠指出，過去學校的制度是讓各系分開上課，指導老師便可依據該系的專業知識補充相關應用，使課程更具完整性。但近年來，外英改為校定必修，老師無法依專業領域進行教學。她提到，「分級分班」制已採用四年，是目前學校實施最好的方式。【記者／陳致平、何文君、邱鈺雯報導】
強制修外英 日文輔系權益受損
宣傳不足導致申請遭阻 學生：還我平等選課權
【記者／陳致平、何文君報導】
世新大學為培養學生語言能力，訂定英（日）語為校訂基本核心能力，但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新聞學系、傳播管理學系、資訊傳播學系、口語傳播學系五系，卻強制學生修習外文英文，其他系別的學生卻可以英日二擇一，對此，有學生表示制度有缺失，將影響日後雙主、輔修日文系權益。
根據日文學系雙主修與輔系條件，學生須修過外文日文及日語聽講才構成資格。而此五系學生大一時被安排修外文英文，但校方卻未告知學生可另外選修外日，導致升上大二時，欲申請雙主、輔修日文系時因條件不符遭拒。新聞學系二年級張姓學生認為，新聞系雖注重英文，也不能剝奪學生選擇日文的權利，希望擁有相同的競爭機會。
針對直接安排此五系學生英語課一事，日文學系系主任沈榮寬表示，此舉是由各系自行決定，學校在排課前，會以課程調查的方式，詢問各系是否需要日文課程的選修，倘若他系有意加入，再由日文系協助處理，並未干預各系的安排。
校方規定可在第二階段選修日文課程，張姓學生對此反應，學校並無清楚向學生說明第二階段開放加選的制度，造成錯過加選機會，也希望日文系能考量大一無修習日文而不能輔修的學生，開放申請輔系。
沈榮寬表示，目前處理此制度缺失的方式為，學生提出檢定證書及相關作品之證明，而無法提出證明者，需要經由日文系老師親自口試來考核基礎日文能力。否則，學生只能在大二時補修日文課程，將申請順延至大三以後。對此，圖文傳播學系二年級蔡弦則認為，讓學生提出檢定證明或是用口試方式才能選修太過為難，學生選修日文課就是想學習，若要提出檢定證明或參加口試才能修習外文日文，就無選修的必要性。
至於日文雙主修、輔系修業資格宣導部分，教務長蔡念中說，教務處僅負責校內事務統籌，執行權則下放至各系，但因各系行政人員不足，導致宣導執行上的缺失。對此，他表示，將會進行督促並透過老師或系網來告知，避免造成學生選課權益受損。
社論：佔領台北與臉書政治
自「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在九月發起以來，即星火燎原地一路從美國本土延燒至南美、歐洲及亞洲，10月15日當天，台灣最顯著的資本主義象徵「台北101」底下，也聚集了幾百位經由臉書（Facebook）號召自發而來的民眾，同步響應全球各大城市串連的示威行動。
這場名為「佔領台北」的行動，最特出之處在於以「臉書」作為唯一討論、動員和擬定方針的平台。有趣的是，臉書上的粉絲專頁累積六千餘個「讚」，但實際到台北101的佔領人數卻不到三百人；「佔領台北」標榜「去中心化」的理念，宣稱人人都是領導者，享有同等的匿名發言權利，卻導致版面混亂、訴求矛盾──那麼，其究竟是開闢一條新的抗爭路線，還是暴露網路社運的侷限性？
要解答上述的疑問，首先必須回到臉書這個媒介上。無疑的，臉書已成為這個世代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我們運用它傳播和接收各類訊息，追蹤朋友的近況、偶像明星的動態，甚至對大大小小的政治議題「按鍵」表態。而問題的核心就出在「按鍵」的動作──它到底算不算一種政治參與？
當臉書並列著各種邀請，要你參加反對恐龍法官、嗆聲世新大學選課系統，或是三不五時發動的人肉搜索行動（如「捷運翹腳女」引發的道德公審），而代價只不過是動動滑鼠按下「參加」的選項，「佔領台北」就算有再深層的政治意義，也顯得跟其他活動一樣廉價。套句傳播學者麥克魯漢的老話，「媒介就是訊息」，臉書此一媒介形式已經決定了它的內容，它作為日常社交娛樂的本質，使得任何議題的嚴肅性都被沖淡，事件的脈絡被簡化，邏輯被情緒所取代──這些條件使得臉書難以成為理性溝通的公共領域，反而淪為民粹主宰的舞台。
所以，臉書的政治是一種最膚淺的政治；「佔領台北」在虛擬空間的對話，搬演到社運場域，立刻凸顯出其論述貧血、訴求空洞的問題。然而，群眾已經意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公義，也具有足夠的行動力，當務之急是切斷臉書的制約，產製更完整的論述，提出更具體的訴求，規劃更有組織的行動；如此一來，「佔領台北」才能從快閃的次文化，進化到真正的社會革命。
專欄-有你真好：志工夢發芽
「幫助別人也是幫助自己。」目前就讀世新大學新聞學系三年級的朱鳳治說，由於擔任社會服務團社長一職，她曾參與多數志工活動，包括社區服務、國際志工、營隊活動等。
朱鳳治表示，因為對小時候曾參加的服務性營隊印象深刻，所以種下日後擔任志工的因子，而選擇進入新聞系，也是為了替弱勢發聲。今年暑假她隻身前往馬來西亞成為國際志工，與當地的服務機構合作，擔任義診的助手並對弱勢家庭進行訪問。她說，出國前看到關於無國界醫師的書籍後，認為「愛是不分國籍的」，付出不該只限於特定國家，也因此打消原本執意去非洲服務的觀念。
擔任國際志工的期間，最令朱鳳治印象深刻的是家訪時，藉由認識「環保屋」教導一名小男孩環保的觀念，但小男孩開口的第一句話竟是「環保是一間房子嗎？」這個舉動，讓她非常驚訝，孩子竟然連「環保」都不了解，可見教育的水平低落。另外，她也提及，曾至吉膽島進行義診，島上有位母親因為手術而昏迷了整整一年，但家人並未妥善處理，讓這位媽媽身上滿是充滿異味的瘡疤，傷口帶來的惡臭令她畢身難忘，因此了解到醫療的重要性，也堅定她成為志工的信念。
朱鳳治說，社福團每年都會到偏遠山區去做為期十天的營隊，並不定期與基金會或養老院合作。她回憶，有次帶營隊，發現隊伍中有位小朋友的衣服不曾更換，所吃的早餐也是營隊煮剩的午餐，才因此得知他的家境貧困，每天都要自理生活雜事。看到小朋友這樣努力的過生活，才讓她體會自己有多麼幸福。
朱鳳治說：「感動能一直延續下去，在服務不同的對象時，也會有不同的感動。」參與過許多的志工活動，讓她擁有他人沒有過的經歷，更藉由這些歷練，改變自己既有的生活態度，不再怨天尤人。朱鳳治打趣地說：「若是沒有接觸過志工的領域，或許我每天最大的煩惱就是午餐要吃什麼吧。」
朱鳳治表示，未來想成為一位非營利組織的行政人員，幫助更多世界上的人。社福團也計畫之後另組國際志工團隊，初步規劃是前往大陸地區服務。她說，當志工沒有標準，也期望更多人能加入這個行列，體會服務人群所帶來的感動。
專欄-名家語錄：化身採訪不是新聞噱頭
化身採訪雖是採訪方式的一種，但它是非常態的採訪方式，祇有在常態採訪方式難以獲得事件真相時，記者才不得不以化身方式完成採訪任務。例如，記者想深入瞭解超商店員的工作與生活，但常態採訪，比方說抽樣採訪幾位店員，卻祇能得到皮毛資訊，記者於是決定隱匿身分去超商應徵店員，親身體驗店員的生活種種，然後再根據親身經驗撰寫報導，這就是化身採訪。
但化身採訪是為了深度報導，屬於調查採訪的一種，因此記者的化身時間就不能也不應該太短，類似「一日化身」這樣的採訪方式，不但純屬噱頭，也扭曲了化身採訪的價值。新聞史上有許多知名的化身採訪案例，其中有兩個案例最具代表性：
第一個例子是：愛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是知名專欄作家，有博士學歷，她在五十七歲那年，決定以化身採訪方式，調查美國低收入者的貧窮實況。她看報紙應徵工作，前後做過在餐廳端盤子的女侍，在療養院餵食老人的看護，替有錢人打掃住家的清潔工，以及在超市負責整理貨品的店員。
愛倫瑞克化身期間拿的工資，最高每小時八元美金，最低五元，平均每個月祇有一千元左右收入，扣掉房租、吃飯與交通費用，每月僅剩二十塊錢。她在四個城市工作過，沒人知道她原來的身分，但重要的是，她化身採訪的時間長達兩年。她後來替《哈潑》雜誌寫了一篇化身採訪報導，也寫過一本暢銷書，詳述勞動窮人討生活的血淚辛酸。
第二個例子是：柯諾瓦（Ted Conover）是自由撰稿記者，他曾經為了調查採訪非法入境美國的墨西哥移民，而化身偷渡客，跟著墨西哥農場工人四次偷渡邊界，也跟他們在偷渡後一起非法打工；為了調查里斯本上流社會的奢靡生活，他也化身當了幾個月的計程車司機，到處搭載趕赴派對狂歡的名人。
但他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化身採訪，卻是應徵當獄卒，調查監獄管理實況。他化身工作的紐約辛辛監獄，專關重刑犯，犯人有七萬人，獄卒有兩萬人，他每天過的是穿制服、帶警棍、看管犯人的生活，獄卒該做的事，他一樣也沒錯過。柯諾瓦在監獄待了將近一年才辭職離開，後來替《紐約客》雜誌寫了一篇長達數萬字的調查報導，揭發辛辛監獄管理囚犯的黑暗面，並且促成紐約獄政的改革。
愛倫瑞克與柯諾瓦的化身採訪，有幾個共同點：其一，化身時間都很長，短則一年，長達兩年；其二，他們化身採訪的題材，都是那些「在社會意義上很重要，在媒體報導上卻被忽略」的底層階級故事；其三，他們在化身採訪後所寫的深度調查報導，都受到社會矚目，並且引發改革。
如果愛倫瑞克或柯諾瓦在台灣當記者，可以想見他們絕對不會化身酒店小姐，更不會祇化身一天之後，就敢標榜化身採訪而大肆報導，這不但是對化身採訪的無知，也是媒體的自甘墮落。但讓人感嘆與無奈的卻是：台灣新聞界大概永遠也不會出現一個愛倫瑞克或柯諾瓦吧。
（筆者為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客座教授王健壯）
[本文同步刊載於新聞人正期刊288期二版，點下圖可完整瀏覽報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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