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欧碧薇、周建丞 摄影／林应允 责任编辑／甘岱民】
30年前，当台湾只有三大台掌控整个媒体时，绿色小组如何以有限的资源、克难的器材与之战斗，为当时封闭的台湾社会，封藏了珍贵的3000个小时。
“绿色小组”是由王智章、李三冲、傅岛成立于1986年10月，以简便的电子摄影机拍摄，大量且广泛地记录了民主改革和社会运动，并利用地下的管道传播，提供社会大众不同于官方的报导，是解严前后有代表性的“另类媒体”之一。“绿色小组”的成员大致维持3-5人，至1990年底解散。
“绿色小组”以简便的电子摄影机记录了民主改革和社会运动。
今年刚好是“绿色小组”成立的30周年，为了纪念“绿色小组”30周年而策划了文物展，让人们在物件的展示中看见真正的绿色小组。看30年前这群年轻人用的是什么样的摄影器材，如何拍摄，在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中，拍摄者和摄影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如何后制，当时的剪接室中，如何用克难型的设备剪接影片，作出哪些成果？如何传播与发行影片，他们的非正式管道是什么，为什么新闻局要来查扣？30年前的绿色电视台究竟是怎么回事，发射机又是什么模样？
台湾绿色小组影像纪录永续协会现任理事长李三冲表示，策划的这个文物展，主要是想让大家了解三十年前的影像媒体，它的工作、物质条件是什么，以及当时社会各方反应又是如何，让大家借着展览有一定的了解。对于当时 “绿色小组”的工作条件，他也进一步说明，在当时环境底下，要能肯定社会运动、对社会运动支持，能在理念上跟他们相近， 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对象。
台湾绿色小组影像纪录永续协会现任理事长李三冲。
作为历史保存的一方，台南艺术大学音像学院院长井迎瑞提供了两个思考的角度，其一为，“绿色30文物”这一系列的活动包含了三种主要元素，数据库做为文本、文献以及方法，是这次活动主题很重要的一部份；其二为，以台湾影像数据库发展的历史脉络，可分为四阶段，全球化、本土化、档案化以及持续到现在的再生产，透过这个文物展就是要让我们重新回顾，进而提出新的看法，不只怀旧，而是从中理解，这些物件有什么意义，在台湾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于录影带及数位化有着交错、对比甚至跨领域的理解，去寻找新的可能性。
台南艺术大学音像学院院长井迎瑞。
以记录者的角度对于“社运团体”的定位，绿色小组发起人王智章认为，社运团体跟党派不一样，它是一个很坚定的立场，不会因为谁在朝在野而有所改变；不过，他也无奈表示，很多政治人物会在一开始带头讲话，领导群众，然而发展到最后这些人却总会消失不见，尽管如此，社运的成果往往是党派在收割，从农运、520等运动都能够清楚看见。
绿色小组发起人王智章认为，社运团体跟党派不一样，它是一个很坚定的立场，不会因为谁在朝在野而有所改变。
回忆过去“绿色小组”时期，在没有奥援下，所有东西都靠自己摸索，在民主摊贩卖录影带维持收入。王智章也分享，解严初期，政府以“没有多余的频道”为由欺骗大众，因此绿色小组便从大陆偷渡无线电视发射器，在台北县尤清的竞选总部设立“绿色电视台”，虽然范围只有2-4公里，但仍然成功发射了自制的电视节目，仅仅播出三天却达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从事这样具有危险性、公然挑战政府的工作，纪录的过程中难免受伤，但为的是以事实“揭露电视台偏颇的官方报导”。
“绿色小组”走入历史的原因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客观条件，像是社运场合逐渐变少、许多社运团体开始自己拍，既已达成阶段性任务，也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透过这次的文物展，回首30年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绿色小组如何运用这些摄影器材、剪接设备，留下了1500卷录影带，成为台湾80年代末民主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史料与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