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王君盈、林芸寬、蔡銍湣 圖片來源／Pixabay】
近年精神病患者隨機傷人事件頻傳，嘉義地方法院判決嘉義鐵路殺警案嫌犯無罪後，引發各界嘩然，同時加深民眾對於殺人犯與精神疾病患者的負面連結，進而產生排斥、恐懼情緒，甚至出現歧視的眼光和言語，讓精神疾病患者遭到污名化。患者犯案後的司法判決、法律條文一直備受爭議，結果是否有失公允，已然成為當前社會關注的敏感議題。
「殺人判無罪？」 鐵路警察案判決惹議
2019年7月3日，鐵路警察李承翰在自強號列車上處理鄭姓男子無票乘車案件，遭到鄭姓男子持刀刺傷，李承翰最終因失血過多，不幸殉職。2020年4月30日，嘉義地方法院合議庭根據鄭嫌的精神鑑定報告，認定鄭嫌行為時處於思覺失調症急性發病期，不能辨識行為違法，依《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判決無罪，僅處分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
此判決一出，掀起社會對於「殺人判決無罪」和「監護處分效力」的疑慮，更對精神鑑定的認定程序提出質疑，認為司法僅憑片面之詞就採信鑑定報告，讓嫌犯得以免除刑責，社群媒體上也出現許多辱罵精神鑑定醫師的言論。
監護處分為達治療目的 終身監禁恐侵權
監護處分是《刑法》上的保安處分之一，是我國對精神障礙犯罪者的司法處遇方式，若受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被判處無罪，或因為辨識行為能力不足而得以減刑者，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的風險時，須進入精神醫療機構等適當場所，進行強制性的監護治療。
世新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王玉全對此表示，無辨識行為能力人免責是基本的《刑法》原則，而《刑法》是用來矯正犯罪，無辨識行為能力人應透過醫療機構治療，不屬犯罪矯正範疇，因此《刑法》第19條內容並無爭議，法官按照法條及精神鑑定所做出的判決也沒有問題。對於精神鑑定受到的質疑，他認為，精神鑑定會引起爭議的根本問題，在於相關規範不夠完整，醫師只是根據專業對嫌犯進行診斷，精神鑑定報告採用與否的決定權仍在法官，更直言「社會若不夠尊重專業，誰負責鑑定都會引起質疑。」
王玉全認為，精神鑑定爭議在於規範不完整。（圖片來源：Pixabay)
根據《刑法》第87條，監護處分最長為五年，期滿即結束監護返回社會，但隨著精神患者隨機傷人事件在社會留下的恐懼印象，許多民眾認為應將監護處分修法為「終身監禁」。但王玉全強調，雖監護處分主要目的是治療，但仍剝奪了行為人的自由，若採取終身監禁或者治療到痊癒才可結束監護，恐有牴觸《憲法》人身自由的疑慮，不宜往此方向修法。
醫：應設司法精神病院，落實分級
相較美、日、英、德等國家早已設置司法精神病院，將精神疾病犯罪者分流治療，台灣現行仍無專門治療精神疾病犯罪者的機構，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院長周煌智表示，受限於監護處分編列的經費不足，台灣目前並無特別設置專門管理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司法病房，加上部分監護處分個案較缺乏病識感而沒有就醫，導致缺少醫療紀錄，因此落實監護處分的分級制度尤為重要。
周煌智比喻，像藥癮者毒癮發作時需馬上送醫，治療其戒斷症狀，若案發當下察覺個案有幻覺、妄想、胡言亂語等急性精神病症狀，應立即送至精神科加護病房或急性病房診治；然而許多個案，僅在羈押期間送至精神病療養專區（也稱病監），透過病監醫護人員協助，接受治療、服用精神藥物，而非立即送醫，導致裁定監護處分時，個案的精神疾病症狀已較案發當下穩定。他表示，若能根據案發時患者的症狀程度進行有效分級，醫護人員才可更加準確掌握病情，並透過藥物與心理治療幫助個案。
除了落實分級制度外，周煌智強調，當前急需改善監護處分治療與戒護人力的缺乏。根據《蘋果新聞網》報導，在台中監獄精神病療養專區中，一位護理師需關照7、80位患者，舉凡1天4次的給藥、監督用藥、紀錄個案狀況都是護理師的職責，這些例行公事都是讓個案穩定病情的重要因素，倘若醫護人員的工作量超出負荷，將連帶影響收容人的治療成效。
評估個案多方考量 通報系統達成監督
周煌智指出，監護處分期間，醫師會對個案進行例行醫療評估，「大部分監護處分對個案的病情都會改善。」他表示，一般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療成效能達到6成以上都屬於狀態良好，但民眾卻希望受監護處分者達到近乎百分之百的痊癒率，才能終止監護處分。他認為，要達到這個標準需要使用更高劑量的用藥，此舉恐會引發靜坐不能、類巴金森氏症、遲發性運動障礙等副作用，忽略提高痊癒率背後對個案所造成的傷害，即使能進一步改善個案精神疾病症狀，卻也為個案帶來更多身體的不適。
周煌智表示，目前無特別設置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司法病房。（照片：周煌智提供）
同時，周煌智表示，評估個案能否終止監護處分，不只要看個案的痊癒率，症狀穩定度、現行的治療條件（如社區復健、職能治療等），以及個案自身是否能主動或透過家屬的照護、持續進行藥物與社區治療，都是考量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社會上需要建立完善的通報、支持系統，以達到監督的效果。
李茂生：精神疾病汙名化 協助回歸社會才是根本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李茂生直言，精神疾病現在已經被汙名化，台灣民眾普遍將精神疾病患者當成異類看待。因為不夠了解他們，所以懷有恐懼與嫌惡之情，每當出現精神病患犯罪案件，就會引發社會排斥情緒，希望透過司法手段一次性解決所有問題，將他們驅逐到社會邊緣，終身監禁或任其自生自滅，缺乏協助病患重回社會的意識。
日前民進黨團立委召開記者會，訴求將監護處分5年上限延長至14年，以改善司法監護制度，李茂生對此持相反意見。他認為，監護處分時間不可過長，長期隔離、控制病情純屬消極作為，對康復並無太大幫助，一旦監護期滿，病情復發的機會還是很高。此外，延長監禁期間會讓個案與外界脫節，對生理或心理都是莫大的負擔，也提升個案回歸社會的難度。
李茂生說明，精神疾病分為急性、亞急性、慢性、復原期等種類。如先前犯下鐵路殺警案的鄭嫌，就屬於少數急性案件，應透過短期、高強度的醫療監護有效控制病情，使其恢復到亞急性、慢性等較穩定階段，再輔以社區監控和專人照護，追蹤病患狀況，讓個案擁有病識感且維持一定的社交生活，日後協助監護處分個案回歸社會，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李茂生認為，將精神衛生納入安全網能在發病時強制其住院。（圖片來源：Pixabay)
「他們不是自願生病的」 精神衛生應納入社會安全網
為穩定監護處分個案病況、幫助他們回歸社會，李茂生指出，除了透過現行的監護處分制度以外，還須落實症狀分級制度，輔以專人照護，也可將精神衛生納入社會安全網中，強化體系。
社會安全網目的在於集結社會力量，建立社區和家庭為基礎的防護體系，李茂生認為，若將精神衛生納入安全網體系中，能在精神疾病患者發病時強制其住院治療。而當精神疾病患者在監護處分期滿，回歸社會時，政府也能透過社會安全網，持續對個案進行後續追縱、了解個案病況，達到有效治療的效果。
然而，李茂生坦言，監護處分個案常因外界的漠視，得不到良好的照護，陷入惡性循環。如同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人權律師試圖找出精神疾病患者的犯罪動機，卻飽受民怨，認為罪犯無權得到社會的幫助與諒解。
「他們不是自願生病的」對於監護處分個案，李茂生期盼外界能多一些同理、換位思考，放下成見來幫助這群需要被照顧的人，在監護處分個案發病時，根據症狀落實分級戒護制度，派遣專人照護，並結合社會安全網的力量，持續追蹤個案狀況，讓個案在完善的社會照護機制下逐漸穩定，獲得重歸社會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