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明远 首图／陈昱凯摄】
2024年3月8日，正迈入第51年的世新大学独立学生媒体《新闻人报社》，随着最后一期报纸被撤出社桌，中止营运；无独有偶，不到1年前，政治大学独立学生媒体《政大学声》也发布了停运公告。事实上，自上世纪解严前就存在的数个独立学生媒体，在媒体生态正遭逢巨变之际，似乎也一一处在难以为继的时刻，当网络社群蓬勃发展、自媒体当道的时代到来，独立学生媒体该何去何从，又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新闻人报社》透过与超过20名学生媒体干部、大学教授及业界人士访谈，试图厘清独立学生媒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全文阅读：【N专题】印记──当独立学生媒体走入后太阳花世代）
“我理想中的学生媒体，一方面是让学生有实作的机会，另一方面是一定要去监督或批判学校。”《新闻人电子报》前总编辑钟秉哲说，作为校园内公共领域的重要引领者，当校方决策会影响到学生时，独立学生媒体就应担起监督者的角色，借由自身的独立性，产制报导为学生发声，“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学生媒体存在最重要的价值。”
然而，作为学生运动孕育的繁花，独立学生媒体似乎也随着学运退潮而凋落，发刊逾10年的《政大学声》拉起落幕的帷幕后，一间又一间陷入经营困境的独立学生媒体，仿佛与学运一同走向一个世代的尽头；宛如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大学4年待过《新闻人报社》、《政大学声》与《师大青年报》的姚希亮说，在经费、人力不足下，近几年独立学生媒体变得越加式微，只能以较省钱、省人力及省时的方法，逐渐缩小编制。
2024年3月8日，净空社桌的《新闻人报社》宣布暂停营运。（摄影：陈昱凯）
繁花锦簇到众芳摇落 谁压垮了独立学媒？
陷入生存保卫战的独立学生媒体，状况到底有多危急？对于独立学生媒体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人力、经费，但在招募新记者方面，现已停刊的《政大学声》第11届总编辑江升回顾，2020年约有20人参与面试，但到了2022年，却剩不到10人报名；人力严重短缺的问题，同样出现在《师大青年报》，第69届社长杨紫葳指出，担任社员时每届仍有30多位记者，但年年递减至今仅剩不到20人，显见人才出走严重。
具有半世纪历史的《新闻人报社》，组织规模最辉煌时期，有超过300人加入社团，但在宣布中止营运前夕，社员参与度早已不如以往。曾在2014年制作〈太阳花特刊〉的时任总编辑李浩妍分享，由《新闻人报社》旗下报纸《新闻人正期刊》每期共有4个版面，当时每个版面能招募到3到4位记者，加上总编辑、副总编辑约有15名成员；但不到10年后，前总编辑蔡佩珈说，约莫2019年，一版及二版仅招到2位记者。
招新不足牵动的问题，不仅是编采人力吃紧，更影响独立学生媒体的经济支柱。钟秉哲直指，《新闻人报社》营运成本多源自于社费，能支应数额取决于社员招募人数，但已有50年历史的社团架构较为庞大，因此在资金筹措上更为棘手。尽管压跨《政大学声》的最后一根稻草并非缺经费，但江升提到，脱离学生会转型成社团后，没了学生会费奥援，资金来源仅能倚靠社员社费，若人数长期不足，就会冲击官网的存续。
以社团形式存在的独立学媒，经费筹措多取决社员招募人数。（资料照片）
从繁花锦簇到众芳摇落，不仅是独立学生媒体的剪影，也是各大专院校学术性社团的景象。杨紫葳说，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无论在社群宣传做得再好，大部分学生参与社团的热衷程度依旧不复往日；王良博也说，后疫情时代，包含高中、大学在内各级学校的社团都受到很大冲击，全台参与社团的学生骤减，似乎不再认为加入社团是有趣的事，而本就经营不易的独立学生媒体，自然更是首当其冲。
包裹着社团外衣的独立学生媒体，受其保护，却也因此被束缚。政治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江静之分析，有些社团成员愿意加入，并非仅是喜欢产制报导，而是被社团凝聚力吸引，组织认同本身就足以影响社员是否留下，以社团为名的独立学生媒体，干部不仅要着重内部的能力训练，更不该忽落作为社团，社员归属感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当指南针失去效用 独立学媒的多事之秋
不过，独立学生媒体面临的多事之秋，不止于内部挑战，人手一机的网络社群时代到来，公共领域爆炸的海量资讯，淹没了独立学生媒体的批判呐喊。在《政大学声》停刊前，尽管已从纸本刊物转型为数位刊物，却仍无法从经营困境中脱身；江升说，学生接收公共议题的管道转向社群媒体，阅听众不再习惯阅读长篇文章，进而导致专做深度专题的独立学生媒体，影响力不如往日。
“指南针的磁性开始慢慢地减弱，或著会开始慢慢乱转。”标志着《政大学声》的指南针，最初期盼能如同指南针，为政大师生指引公共议题的方向，但当政大人心中不在有这个指南针，号称以“为政大学生发声的刊物”为创办宗旨的《政大学声》，也在2023年盛夏宣布停刊；江升娓娓说道，停止营运的想法，其实早已盘旋在心中1年。
当独立学媒陆续消逝，将使赶赴第一现场的学生记者同时缺席。（资料照片）
同样在台北文山区，隔着景美溪的另一头，世新大学《新闻人报社》也在2024年春末划上休止符。嚷着“世新不可以没有监督学校的媒体存在”，作为宣布中止营运的代理社长，钟秉哲感叹，《新闻人报社》的结束，将致校园缺少替学生发声的平台，而引导公共领域的独立学生媒体不在，也代表着紧盯校方决策、在重大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学生记者，也将在校园中缺席，对世新学生权益的影响颇大。
但钟秉哲也不讳言，如今学生在讨论议题时，不少人会先转向参考网络社群媒体上的论调，过去多担任吹哨者的独立学生媒体，报导也早已未必有指引公共议题的讨论方向，“新闻人的存在价值为何？”一样曾任《新闻人电子报》总编辑的林惟崧直言，“倒社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遗憾也很可惜的事情，但这个时代还需要新闻人吗？这个时代还需要学生独立媒体吗？”或许是他们，也是独立学生媒体的一大哉问。
昙花一现？108课纲推波助澜的高中学媒
特别的是，与大学独立学生媒体要面临转型课题不同，顺应网络社群时代来临，由高中生领军的学生媒体，犹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并以社群媒体作为主要媒介。由高雄市多所高中学生组成的学生媒体《谏灯》，行政组成员林恩宇分享，相对校刊受到固定主题的限制，且投稿学生多，无法保证作品能够被选上，加入《谏灯》文章被看见的机会就比投稿校刊高，且题材相对自由，也能多一个汲取经验的管道。
进入最新一波教改的高中生，面对教育部2019年起实施以“核心素养”为主轴的108课纲，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就必须准备自己的学习历程档案，是除了考试成果之外的升学参采的资料之一。而对于平日课业繁忙的高中生，相较练习撰稿、获得成就感，加入学生媒体的主因，似乎更多是108课纲的推波助澜；林恩宇也说，参与《谏灯》的经验可作为学习历程的素材，有助于未来升学。
教育部颁布108课纲，成为高中生加入学媒的主因之一。（资料照片）
“坦白说，支撑同学持续下去的动力，除了是对这个议题本身有兴趣以外，也有可能是学习历程的压力。”组织中心同样以高中生为主体的《高中生的循环经济》前任执行长杨采萦指出，108课纲刚开始时，高中生学生媒体的发展达到巅峰期，但在新课纲实施第4年时，明显感受到学生成功获得履历素材后就退出，组织也一一停止营运，“很多同学可能领完一学期的参与证明，就不想做了。”
不仅如此，相比大学的独立学生媒体多以单一大专院校为主体，高中生学生媒体多以自发性校外组织为主，再加上高中生课余时间较少，导致部分成员无法负荷工作量。杨采萦透露，时常碰到干部以课业压力为由停摆，缺乏纪律管束；同样的状况，《谏灯》网务组组长黄于轩也指出，由于《谏灯》多在线上讨论、办公，导致成员拖延截稿时间，文章无法如期完成，“因为课业压力放弃，这是很常见的状况。”
如今，新课纲实施已约5年之久，课外活动也越加多元，学生媒体不再是唯一吸睛之选。杨采萦认为，高中生为求顺利升学，慢慢意识到学习历程档案的重要性，不少校外单位也看准时机，办理活动让高中生参加，而相较于短期、门槛低的校外活动，长期、自发性的学生媒体相对劣势，难以吸引高中生。
推动改革的《LBB噜哔啵》营运长江鄀芃、内容兼行销长张毓珊，分享转型阵痛期。（摄影：蓝谊轩）
不过，高中生主导的学生媒体，除了有108课纲助长的新兴组织，其实也有后太阳花学运时代、拥有近10年历史的《高中生看世界》，但物是人非，成立之初一度登上主流媒体版面的当红炸子鸡，如今也陷入转型阵痛期，一手推动改革，将组织更名为《LBB噜哔啵》的营运长江鄀芃、内容兼行销长张毓珊说，“那个时代，刚好大家都很热衷于这件事情，但是后来冷却了之后，其实想要做这种事情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究竟太阳花学运、108课纲播下的种子，能让独立学生媒体长成什么样？张毓珊说，《LBB噜哔啵》没有设限，甚至不排斥公司化，“我们想摆脱很久了，可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时机跟契机，然后就是到现在好像是时候了，学生媒体其实也式微的蛮严重的，所以有一点想要以一个新的形态，跟新的品牌的标志，去闯看看新市场。”
*本篇报导为涉己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