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林芷君 首图／示意图，取自Unsplash】
2024年3月8日，正迈入第51年的世新大学独立学生媒体《新闻人报社》，随着最后一期报纸被撤出社桌，中止营运；无独有偶，不到1年前，政治大学独立学生媒体《政大学声》也发布了停运公告。事实上，自上世纪解严前就存在的数个独立学生媒体，在媒体生态正遭逢巨变之际，似乎也一一处在难以为继的时刻，当网络社群蓬勃发展、自媒体当道的时代到来，独立学生媒体该何去何从，又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新闻人报社》透过与超过20名学生媒体干部、大学教授及业界人士访谈，试图厘清独立学生媒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全文阅读：【N专题】印记──当独立学生媒体走入后太阳花世代）
新闻媒体被视为民主社会中的第四权，凭借新闻自由监督掌权者，向大众传递未能见光的阴暗面，某种程度上，独立学生媒体在校园内，似乎也扮演着相同的角色。曾任《新闻人电子报》总编辑的王良博说，以相对缺乏监理机制的私立学校而言，存在具备批判力道的独立学生媒体，是很重要的事。
校园里的第四权──独立学媒的力量
传播科系闻名的世新大学，近来被披露的争议不少，王良博以校方高层2018年在海外举办“校外行政会议暨共识营”，实为“邮轮行”一事为例，当时校方原订抵台后于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厦入境，学生劳动权益行动小组及部分学生，自发至第二航厦举牌陈抗，不料，记者却接获线报校方将于第一航厦离开；尽管记者赶抵后，遭到时任董座周成虎拒访，但《新闻人电子报》仍持续追踪，让世新学生即时掌握现场状况。
2018年4月29日，世新学生抗议高层“邮轮行”，《新闻人报社》赴现场即时报导。（资料照片）
独立学生媒体作为校园内的第四权，有义务站在第一现场蒐集素材制成新闻，但当记者回到校园，仍无法摆脱“学生”身分。王良博说，接机报导刊登后隔日，社团干部就被邀请到高层办公室“吃水果”，虽校方并未恶意施压，却听闻课外活动组在下个学期向时任社长表示，因报导缘故，该学期将不给予《新闻人报社》任何社团资金。
可即便遭受不公，独立学生媒体也不曾却步，甚至有时报导能够激起的涟漪，足以改变校方决策。3年前，世新大学曾在操场跑道上划设停车格，遭《新闻人电子报》刊报揭发后，立委陈秀宝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拿出报导质询时任教育部长潘文忠，引发主流媒体跟进追踪，迫使世新校方在24小时内回心转意，派工人涂销操场停车格；王良博直指，这就是有批判力道的独立学生媒体，在校园内能够产生的效果。
而在中央山脉的另一侧，东华大学也同样有一群人，正在尝试用第四权的力量，奋力的监督学校。草创于2020年的《东华学声》，创刊不久就遇上新冠肺炎疫情，同年4月，东华校方祭出“禁酒令”称是为避免群聚感染，却未依规邀请学生代表商讨，仅单方面告知决策，引发东华学生会不满；为此，甫创刊的《东华学声》透过报导，持续传达学生诉求及禁酒令的不合理性，试图作为学生与校方间的沟通桥梁。
2020年4月，东华校方单方面祭出禁酒令引发学生会不满，《东华学声》持续追踪报导。（翻摄自东华学声）
不过，独立学生媒体的影响力，并非每次都能使校方回心转意，直到4年后的今天，东华大学仍旧未撤除在新冠疫情下颁布的禁酒令。《东华学声》草创人简子涵感叹，校园媒体影响力有限，舆论压力并不足以迫使校方变革；现任《东华学声》编辑陈琳雅也观察，对于新生而言，禁酒令从入学时便已存在，未经历学生与校方的抗争期，因此多已对议题陌生，甚至认为事不关己。
纵然东华校方未曾回应报导，学生的关注度也日渐减弱，但《东华学声》仍不言弃，依旧致力关注校园及周边议题，且试图跳脱二元立场，尝试借由第四权引导校内公共领域，并让学生能更宏观的了解事件全貌，“不同角色有着不同的战场。”简子涵说，尽管报导的力量微薄，且产生实质变化不易，但发挥力量、引起讨论，并碰撞出更多元的观点，“现在没有人在意也没关系，有朝一日，总会有人愿意起身点火。”
特别的是，独立学生媒体的角色，不仅是学生权益的监督者，走出校园外，有时也扮起青年议题的倡议者。曾在《新闻人电子报》制作2022九合一大选青年政见、18岁公民权复决案等专题的前总编辑钟秉哲说，比起“世新的学生会想看什么”，有时他更在乎“什么是学生应该去关注的”；《师大青年报》总编辑李佳殷则说，针对某项社会议题，独立学生媒体能透过学生的角度切入，与主流媒体导向做出区别。
2022年10月18日，青年民主协会上街为18岁公民权拜票，《新闻人报社》跟随观察。（资料照片）
“学生”抑或“记者”？校园守门人的两难
尽管独立学生媒体的报导不侷限于校园，但记者身上的“学生”标签却难以撕除。李佳殷无奈叹道，“我们只是一个‘小咖’而已”，学生记者相较职业记者，采访技巧与写作能力稍显生涩，有些受访者甚至会因记者仍是“学生”而试图介入稿件编撰；王良博说，学生身分对独立学生媒体的记者宛若双面刃，一方面可能会被对方“看不起”而在约访时受挫，但另一方面受访者也可能因此较为松懈。
究竟“学生”记者的身分是好、是坏？李佳殷以自身采访经验分享，有时“学生”记者的身分，确实能让受访者放下戒心，挖掘到更多幕后故事，而学生媒体截稿期限相较业界宽松、弹性，也能让记者有更多时间检视报导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钟秉哲则指出，独立学生媒体的优势，在于选题不用被流量侷限，能自由选择题材与撰稿方向。
李佳殷说，有时学生记者能让受访者放下戒心，挖掘更多幕后故事。（示意图，资料照片）
观察独立学生媒体的生命周期，不难发现无论是从学生会发迹，或是学生自主发起，最终多会选择以校内社团的形式存续。甫从学生会独立、目标在今年成立社团的清华大学独立学生媒体《清柠》，创办人郑羽芳说，想长期经营势必需要更组织化，并拥有稳定基础，而以社团名义存在，资金筹措与运用都会更方便；李佳殷则说，《师大青年报》的主要经费来源，除了社员缴纳社费，其余就是学校社团主管单位的补助。
然而，当独立学生媒体以社团形式存在，甚至运作经费需仰赖学校补助，一手学校拿钱，另一手又要监督学校，如何拿捏与校方关系也成为一大显学，以《新闻人报社》为例，尽管依规每学年可向学务处课外活动组申请经费核销，获准金额却远不及校内其他社团，甚至发生过不只1次因报导无法获得补助的前例；但钟秉哲强调，独立学生媒体该坚持的初衷在于维护学生权益，媒体的独立性不能被其他因素动摇。
事实上，被要求改稿早已是独立学生媒体的家常便饭；钟秉哲透露，在任《新闻人电子报》总编辑时，曾在专访校内高层后，发生因标题批判力道太重，遭校方致电关切，甚至批评是扭曲原意，数度要求更正的案例，但经内部讨论、多次确认录音档后，确认标体与访问内容吻合，若仅是为了抚平校方异见就更改报导，有违编辑台自律守则，也有失独立学生媒体应坚守的底线，“作为总编辑，我必须有所坚持。”
尽管被要求改稿是家常便饭，但独立学媒仍坚守底线。（示意图，取自Unsplash）
但独立学生媒体奋力坚守的底线，也不必然等于一昧拒绝改稿，哪些要求该同意、哪些要求又该拒绝，学生们似乎也有着自己的标准。钟秉哲提到，在制作某校内议题报导时，曾有校方高层对自己受访时的答复不甚满意，提出希望修正报导内容的要求，经双方沟通、内部讨论后，由于修正文句与文章原意并无落差，因此同意在用红字清楚标记，及载明更正启事后更新报导。
另一条花路──学生会可成第四权保护伞？
不过，若以社团形式存在会因经费问题绑手绑脚，独立学生媒体是否还有其他途径走出花路？成立至今未满周岁的世新大学学生会媒体部网络媒体《世青传媒》，试图开出不一样的花果；尽管从学生会萌芽早有先例，最初的《政大学声》就是因发现学生会无形成为枷锁，使采访题目与报导角度受限才选择独立，但《世青传媒》总编辑胡冠廷说，由于学生会是《世青传媒》重要资讯来源，因此短期内不太可能脱离。
胡冠廷进一步解释，由于《大学法》保障一定比例的学生代表，有权参与校务会议，因此《世青传媒》更容易掌握内部消息，约访校内人士的过程也相对轻松；但相对课外活动组仅是间接管理社团，直接获得学生会资源挹注的《世青传媒》，又如何确保选题与报导不受上层干预？胡冠廷坦言，若单论监督学校，在学生会辖下会有自己的角色，也确实还有进步空间，但目前学生会仍给予媒体部极大空间自由发挥。
受《大学法》保障的学生会，代表的不仅是确保学生自治的权利，同时也肩负维护学生权益、推动校园公共事务的义务，而当校园公共领域的引导者摇摇欲坠，学生会能否撑起第四权的保护伞？胡冠廷思索良久后说道，学生会旗下的媒体要稳定经营，不因学生会长换人就受到影响，确实是重要课题；钟秉哲则抛出不同想像，援引《公共电视法》精神，提议在学生会组织章程中增列强制编列预算的条款，并明确订定学生会旗下媒体责任、编采原则等，既确保媒体的金源命脉，同时也能确立公共责任。
王良博（左二）认为，校园内存在各式媒体不会嫌多。（摄影：蓝谊轩）
“我觉得学校里面，媒体不会嫌多。”王良博认为，校园存在各式媒体没有不好，各种多元声音投入是好事，阅听众也会比较谁更能发挥影响力，学生会旗下媒体的问题为是否真的愿意替学生发声，还是仅为校园掌权者扶植的傀儡媒体；钟秉哲则说，由学生会掌管的学生媒体例子不多，且未来是否会陷入独立学生媒体的窘境仍有待观察，但他也认为“所有媒体都有它存在的价值，一个校园内有各种不同声音是好事”。
*本篇报导为涉己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