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亭雅、林湘淇、高诗盈 首图／赖品妤国会办公室提供】
我国《大学法》明订，校务会议为校内最大的决策会议，主要议决重大校园事务，如校务发展计画及预算案等。然而，学生代表仅占会议全数席次的十分之一，且许多议案早在先前由各处室主导的小型校级会议通过，使校务会议沦为形式上的提案，导致学生代表在校务会议上影响力薄弱，意见甚至被校方忽略。
学生代表比例不足 难影响决策
我国《大学法》明订，校务会议为校内最大的决策会议，主要议决重大校园事务，如校务发展计画及预算案等。然而，学生代表（下称学代）仅占会议全数席次的十分之一，且许多议案早在先前由各处室主导的小型校级会议通过，使校务会议沦为形式上的提案，导致学代在校务会议上影响力薄弱，意见甚至被校方忽略。
根据《大学法》规定，校层级事务、预算等都需送至校务会议决议，议会成员由校长、副校长、教师代表、学术与行政主管、职员代表、学生代表等组成。然而，学代只有十分之一的占比，此外，议案在进入校务会议前，需先经过各处室的小型校级会议，世新大学学生会理事李长恩指出，此会议仅由一名学代参与讨论，有时甚至没有学代。由于政策往往已在小型会议中定案，导致学生在校务会议上参与治理时，无足够话语权及筹码与校方讨论，学生权益存漏洞。
学代在校务会议中占比不足，更无法参与小型校级会议。（图片：取自Pixabay）
面对席次众多的校方，学生影响决策时总力不从心。台湾学生联合会（下称台学联）常务理事陈思妤举例，政治大学主要讨论防疫政策的防疫工作小组，未设有学代席次，学代只能于最终的防疫会议提出意见，无法参与讨论，更无法及时提出防疫相关意见。陈思妤说明，若学代难以在前端会议共同讨论，不仅不能即时传达学生意见，也使学生丧失得知资讯的权利，无法完整参与后续决策的制定，让真正受影响的学生备受困扰。
除了极少数学代参与小型校级会议，其中校务行政会议更无学代参与，在行政会议提案的行政主管有权于校务会议中投票，让世新大学学生会长洪孟谦直言，提案者有权同意自己的议案，无疑是球员兼裁判，有失公平。他认为，行政主管应专心负责执行，而非参与决策；因此他主张，为达审查效力，校务会议应增加学生代表席次，并废除行政主管的投票权。
法规存漏洞 学生权益未受保障
学生不但没办法在校务会议中发挥影响力，无法召开临时校务会议也是一大难题。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校务会议，若在学期中发现校内问题，可申请召开临时校务会议，然而人数需含五分之一以上连署才可召开，因此仅有十分之一席次的学代，没有请求权与管道解决、改善校内问题。
北学联倡议大学修法记者会。（图片：陈冠颖提供）
法律明订校务会议的学生代表比例最低须达十分之一，但多数学校并不会增加法律保障以外的席次。世新大学学生会理事杨高捷指出，在校方人员众多的情况下，学生不仅没有发言权，也会丧失抵制的权力。他也表示，由于学代连署覆议的人数不足，无法发挥完整影响力以改变校方决议结果，因此人数比的悬殊是目前最大的困境。
“学生及大学校方应是双方互相学习的平等地位，学代依然要站在全校最大利益的角度争取自身权益。”台湾北部大专院校学生自治联合协会理事陈冠颖认为，《大学法》修法目的在于让学代参与更多会议决策，而增加校务会议中学代席次能使学生更有效的与校方沟通、协调，并直接地让学校了解学生不同面向的需求。
《大学法》修法延宕 学团争取多年未果
《大学法》规范许多校务，对大学生影响极深，如《大学法》第15条第2项第2款，规定学代于校务会议占比须达十分之一，距离上次修法已有17年之久，条文未与时俱进已不适用。因此学权团体争取修法多年，近年也有立委一同倡议。然而，有大学校长提出疑虑，持反对立场，使修法多年未果。
校园民主的未来，大学法修法论坛。（图片：赖品妤国会办公室提供）
长期关注校园民主的大学改革阵线于2016年率先提出修改《大学法》，促进校园转型正义与正常化、保障退并校的学生权益、提升学生校务参与、重新定义学生自治组织定位，以及要求校务资讯详实公开。事隔3年，2019年台学联再提修法诉求，盼重新检讨校长遴选制度，各级会议扩大学生参与，以保障学生会独立自主等学生权益。然而，民进党立委赖品妤表示，由于修法牵涉多方势力较为复杂，教育部迟迟没有积极作为。
直至2021年，台学联提出“大学改革”专案，重申三项修法诉求，盼落实学生赋权，建立完整且独立的学生自治，以及终结专权重建校园民主，并偕同立法委员提出将学代在校务会议中的比例，由十分之一改为三分之一的要求。经学权团体与支持方立委讨论后，以四分之一提出修法，不过在二读审查会中，与教育部次长刘孟奇协商改为五分之一。对此结果，赖品妤表示，修法需经许多程序，本就会有所改变，但五分之一已能赋予学代召开临时校务会议的权力，属可接受范围。
落实校园民主 赖品妤：应舍弃威权思想
尽管《大学法》已多年未修，但仍有许多学权团体与立委持续倡议修法。自2016年提出至今，由于各方校长因诸多原因持反对意见，此议案不仅尚未通过三读，教育部也延迟提出修法研究案，更有大学校长以学代将压缩其他代表比例为由，反对修法。对此，赖品妤说明，校务会议中包含副校长及许多行政人员，皆为校长能够影响的席次，而仅有十分之一比例的学生则相对弱势。
校园建筑物示意图。（图片：取自Pixabay）
除了学代压缩其他代表比例的疑虑，也有校长认为，即便增加学代席次，学生参与度也不足。对此观点，李长恩指出，学代于校务会议的比例过少，无法替学生发声，当学生权益受损时，自然不会向学代求助，导致学代如橡皮图章流于形式，学生自治参与率便随之降低。赖品妤也指出，法律已无法保障学权，不应认为参选率不达席次就不修法。他更提出，许多学校的校务会议排程，未考量学生修课时间，却反指学生参与率低，这是“倒因为果”的指控。
面对校方种种反对观点，陈思妤坦言，现今部分老师仍坚持过去的“威权”思想，认为学生的发言不具代表且缺乏专业性。他曾遇大学校长指称，校务的治理是长久发展，而“学生只是过客”，因此校方应有主要决策权，显示师生共治的观念在台仍难以实践。赖品妤认为，随着教育改革及接触资讯管道多元和便利，如今学生有较好的独立思考能力，不应再用过去威权态度看待校园民主。
如今《大学法》修法不断延宕，李长恩表示，或许自己现在的付出无法立见成效，但为了未来的校园民主，他仍会持续努力。赖品妤也强调，提升学权需经漫长的过程，并非一蹴可几之事，但他始终认为当代大学生确实有足够能力决定校务，盼社会皆能为学权环境尽一份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