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闗净尹、王诗婷、吕品萱 首图／Pixabay】
依劳动部统计至111年4月底资料显示，前来台湾从事家事移工人数高达22.6万，已然形成庞大族群，然而他们的权益并未因此获得重视。遭受雇主暴力的家事移工人数不断上升，由于经济与语言因素，移工面对暴力时多选择隐忍，且应保障员工权益的仲介并无提供协助，大量黑数无法被揭发，导致移工只能另寻其他求助管道以保障自身权益。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下称劳协）研究员陈秀莲指出，家事移工最常遇到的性暴力案件，从言语骚扰到肢体上的触碰都曾发生，严重甚至长期遭性侵害。由于多数移工来台时已负债8至15万，加上3年需支付6万仲介费，他说明，在背负经济压力与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大多移工无力反抗雇主，更难为自己发声。
被迫“隐忍” 向外求援反遭责骂
看护移工阿努（化名）忆起自己曾受雇主性暴力对待近2年，起初他本对于男性被照顾者（下称阿公），有意无意触碰他的胸部与屁股不以为意，直到触碰频率太过频繁，每天至少2次以上的不当行为，才惊觉不对劲。事后阿努告知雇主与家庭中其他成员，自己长期遭阿公言语及肢体侵害，却被认为说谎，且家庭成员甚至对他恶言相向，经常指责他只是想换雇主也不认真工作，甚至禁止他联系其他家事移工，等同斩断阿努向外求救的机会。
依照惯例，仲介公司需定期关照移工工作情况，然而阿努表示，仲介公司指派的中文老师虽有电话关心，却一再劝他忍耐，后续又以“已告知仲介”哄骗过去。由于阿努经历超过一年的求助未果，随着中文能力提升，才决定联络仲介，诉说长期遭受性暴力的状况。然而，仲介不但无意给予帮助，甚至持续要求阿努隐忍、不要大惊小怪，这时的他才认清唯有靠自己，才能逃出求助无果的轮回。
当受害的家事移工无法从仲介得到实质协助时，往往选择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由于母国的仲介公司曾告诉他可通报1955专线，因此阿努鼓起勇气联络，盼能结束长达两年的痛苦经历。在1955专线人员告知仲介公司阿努受暴情况后，经过单位的施压，仲介公司才愿意处理阿努权益受害的问题。
然而，阿努被仲介带离雇主后，原以为终于可以摆脱性暴力阴影，痛苦却不减反增。仲介不仅无特别关心他的受暴情形，反而强烈辱骂并指责他向1955求助的行为，事后还借由提醒他来台积欠的债务，作为经济压力威胁。即便阿努遭性暴力后内心受创，对于再次接下家事工作深感恐惧，但迫于积欠债务的压力，只能向仲介妥协，再次投入家事劳动的市场中。
阿努看护者性骚扰，要求中介帮忙后隐忍。（图片：取自Pixabay）
除了受暴外，当移工面临没食物吃、没地方睡等攸关生存问题时，仲介也不会提供协助。陈秀莲坦言，多数仲介不会主动关心移工工作情况，更不会在移工受虐时给予帮助，大多是有严重纷争时才出现。他建议，家事移工若遇受暴情形，能求助劳工组织、非政府组织及1955电话专线等管道。
移工受暴寻救援 部分仲介处理消极
现今移工在雇主家中遭到暴力对待或是性骚扰后，往往会优先联络仲介，但是部分仲介多采消极态度，更甚者将责任推给移工。而移工若无法从仲介方取得实质协助时，大多拨打1955专线求助。然而，移工寻求公部门帮助后，可能造成仲介公司的评鉴分数因而变低，导致移工时常遭到仲介责怪。
家事移工由于工时长、不固定，且生活环境即是工作环境，因此若移工在家中遭受暴力对待，往往难有躲避的机会。加上仲介公司为家事移工来台的第一道窗口，当移工遭受不正当对待时，通常会优先请求仲介协助，却常常事与愿违，无法得到有效帮助。
资讯落差难弭平 移工成制度下的牺牲品
来到台湾的家事移工在仲介制度下难以受到保障，桃园群众服务协会常务理事杜光宇说明，许多家事移工来台前须支付高额仲介费用，加上来自异国的移工并不如仲介了解台湾法规，在资讯落差的情况下，使家事移工长期处于弱势。陈秀莲补充，由于台湾移工政策采许可制，表示雇主有权掌握聘雇移工的数量，在此制度下，当移工与雇主发生纠纷时，仲介公司往往会为了不被客户更换，因此优先维护雇主利益。
然而仲介对于协会救援受害移工的态度，也因公司规模有所不同。杜光宇解释，协会在与受害移工所属仲介的协商案例中，大型仲介公司多认为从移工输出国另寻人力补足空缺即可，因此愿意由协会把移工带离雇主家，并提供后续协助；但中小型仲介公司收入来源多仰赖家事移工的仲介费，若频繁替换移工易使该公司失去雇主信任，因此协会与仲介公司的协商过程繁杂，更难以顺利救援受害移工。
若移工在长期遭受雇主不正当对待后选择申诉，则需要耗费时间与金钱成本。尽管移工已向劳工局申报受暴状况，但依照法定程序，公部门仍需要先联络该移工之仲介。杜光宇举例，曾有一名台中市的移工在等待协会前去协商的过程中，仲介先以移工的劣势威胁“若继续申诉下去，很有可能会没工作”，使移工在协会到场时即放弃申诉。
移工与雇主雇佣时，仲介通常优先维护雇主。（图片：取自Pixabay）
成为性犯罪受害者的身分让移工更难以启齿，除了需要勇气说出来，还需承受不被雇主家人或仲介信任的压力。即便移工选择走司法程序，却时常迫于没有直接或相关的证据，证明移工所述内容为真，最后沦为移工与雇主各说各话。陈秀莲举例，曾有仲介在进入司法程序前，威胁移工母国家人，若继续坚持打官司，将可能面临坐牢或遣返下场，使他们放弃提告。
“1955”制度枷锁 难成保命符
受害移工若无法从仲介方取得协助，多数转往拨打1955专线，但移工在拨打后仍会遭到仲介责骂。阿努说明，由于政府对于从事跨国人力仲介公司有开设服务品质的评鉴制度，若是经1955通报后仲介不迅速处理，易使仲介公司的评鉴分数变低，导致仲介公司普遍不希望移工采取此管道。
“若公司后续因你拨打1955，而影响到公司运行，也将无法提供你工作，只能遣送你回国，使你背上更多债。”阿努无奈地说。原是立意良善的通报专线，却因仲介制度背后的重重枷锁，让移工在行使正当权利时遭到责备，使其新生更多压力。
移工饱受雇主暴力 民团拟出立法草案
家事移工在台湾受雇主暴力、性骚扰等案件层出不穷，因此劳协在几年前提出《家事服务法》草案，盼能为移工争取合理的劳动条件。不仅应让移工在劳动市场中自由竞争，还可透过摄影展等的艺文活动，使社会了解家事移工在台处境，随之而来的社会舆论也会让劳动部产生压力。
“寻求仲介帮忙时，希望他们的态度可以再积极一点。”阿努坦言，只要是移工有意更换雇主、或无关金钱的问题，仲介多半不予理会，或一再拖延直到移工无法忍耐，直到向1955求助仲介才愿意出面。不过阿努是少数有被1955救援的个案，仍有许多移工求助无果。对此，杜光宇建议，1955应设立外部监督单位，供民团审核其效果。
台湾劳工协会移工抗议权益游行。（图片：张荣隆提供）
然而，本国劳工在遭遇雇主不合理的对待时，可受《性别工作平等法》保障，雇主接获通知须组成申诉处理委员会，替受害者发声，而国人劳工也能选择换工作。但外籍移工有相同的遭遇时，却没有法律保护，也无权转换工作、终止契约离开雇主，因此针对移工相关法规，目前劳协也积极推动《家事服务法》草案。
根据《家事服务法》草案第12条第3项“雇主对劳工实施暴行、性侵害、性骚扰或有重大侮辱之行为，劳方得不经预告终止契约”，可使迟迟等不到救援的移工有法律能逃离危险环境并保护自己。陈秀莲也表示，政府若开放移工有自由转换雇主的权利，移工就能在性骚扰或暴力发生初期有效阻绝未来更严重的虐待，如此也能保障家事移工的权利。
蒐证求自保 团体力量争权益
移工虽能透过拨打1955寻求帮助，但若移工遭雇主限制行动，恐造成受害移工无法于第一时间向外界寻求协助。对此，陈秀莲建议，移工可先利用手机录影、录音的功能蒐证，或书写日记纪录事发经过，皆有助于移工在日后提起申诉时，能够忆起当时情形外，也可避免在法庭上的说词前后矛盾。
除透过法律以及自我蒐证来保护家事移工，陈秀莲提及，移工也可藉参与游行、记者会等相关活动，为自己挺身而出，而劳协举办的摄影工作坊，透过纪录片让大众了解家事移工在台处境，且关注他们在台的工作权利。他也认为，劳动部应架设管道帮助移工脱离仲介的掌控，并且期望《家事服务法》草案通过后，家事移工休息时间能法定化，避免工作超时的情形一再发生。杜光宇则期盼，移工自主组成工会，透过自身力量争取受损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