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君盈、林芸宽、蔡铚湣 图片来源／Pixabay】
近年精神病患者随机伤人事件频传，嘉义地方法院判决嘉义铁路杀警案嫌犯无罪后，引发各界哗然，同时加深民众对于杀人犯与精神疾病患者的负面连结，进而产生排斥、恐惧情绪，甚至出现歧视的眼光和言语，让精神疾病患者遭到污名化。患者犯案后的司法判决、法律条文一直备受争议，结果是否有失公允，已然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敏感议题。
“杀人判无罪？” 铁路警察案判决惹议
2019年7月3日，铁路警察李承翰在自强号列车上处理郑姓男子无票乘车案件，遭到郑姓男子持刀刺伤，李承翰最终因失血过多，不幸殉职。2020年4月30日，嘉义地方法院合议庭根据郑嫌的精神鉴定报告，认定郑嫌行为时处于思觉失调症急性发病期，不能辨识行为违法，依《刑法》第19条第1项规定判决无罪，仅处分令入相当处所施以监护5年。
此判决一出，掀起社会对于“杀人判决无罪”和“监护处分效力”的疑虑，更对精神鉴定的认定程序提出质疑，认为司法仅凭片面之词就采信鉴定报告，让嫌犯得以免除刑责，社群媒体上也出现许多辱骂精神鉴定医师的言论。
监护处分为达治疗目的 终身监禁恐侵权
监护处分是《刑法》上的保安处分之一，是我国对精神障碍犯罪者的司法处遇方式，若受刑人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被判处无罪，或因为辨识行为能力不足而得以减刑者，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的风险时，须进入精神医疗机构等适当场所，进行强制性的监护治疗。
世新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王玉全对此表示，无辨识行为能力人免责是基本的《刑法》原则，而《刑法》是用来矫正犯罪，无辨识行为能力人应透过医疗机构治疗，不属犯罪矫正范畴，因此《刑法》第19条内容并无争议，法官按照法条及精神鉴定所做出的判决也没有问题。对于精神鉴定受到的质疑，他认为，精神鉴定会引起争议的根本问题，在于相关规范不够完整，医师只是根据专业对嫌犯进行诊断，精神鉴定报告采用与否的决定权仍在法官，更直言“社会若不够尊重专业，谁负责鉴定都会引起质疑。”
王玉全认为，精神鉴定争议在于规范不完整。（图片来源：Pixabay)
根据《刑法》第87条，监护处分最长为五年，期满即结束监护返回社会，但随着精神患者随机伤人事件在社会留下的恐惧印象，许多民众认为应将监护处分修法为“终身监禁”。但王玉全强调，虽监护处分主要目的是治疗，但仍剥夺了行为人的自由，若采取终身监禁或者治疗到痊愈才可结束监护，恐有牴触《宪法》人身自由的疑虑，不宜往此方向修法。
医：应设司法精神病院，落实分级
相较美、日、英、德等国家早已设置司法精神病院，将精神疾病犯罪者分流治疗，台湾现行仍无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犯罪者的机构，高雄市立凯旋医院院长周煌智表示，受限于监护处分编列的经费不足，台湾目前并无特别设置专门管理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司法病房，加上部分监护处分个案较缺乏病识感而没有就医，导致缺少医疗纪录，因此落实监护处分的分级制度尤为重要。
周煌智比喻，像药瘾者毒瘾发作时需马上送医，治疗其戒断症状，若案发当下察觉个案有幻觉、妄想、胡言乱语等急性精神病症状，应立即送至精神科加护病房或急性病房诊治；然而许多个案，仅在羁押期间送至精神病疗养专区（也称病监），透过病监医护人员协助，接受治疗、服用精神药物，而非立即送医，导致裁定监护处分时，个案的精神疾病症状已较案发当下稳定。他表示，若能根据案发时患者的症状程度进行有效分级，医护人员才可更加准确掌握病情，并透过药物与心理治疗帮助个案。
除了落实分级制度外，周煌智强调，当前急需改善监护处分治疗与戒护人力的缺乏。根据《苹果新闻网》报导，在台中监狱精神病疗养专区中，一位护理师需关照7、80位患者，举凡1天4次的给药、监督用药、纪录个案状况都是护理师的职责，这些例行公事都是让个案稳定病情的重要因素，倘若医护人员的工作量超出负荷，将连带影响收容人的治疗成效。
评估个案多方考量 通报系统达成监督
周煌智指出，监护处分期间，医师会对个案进行例行医疗评估，“大部分监护处分对个案的病情都会改善。”他表示，一般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成效能达到6成以上都属于状态良好，但民众却希望受监护处分者达到近乎百分之百的痊愈率，才能终止监护处分。他认为，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使用更高剂量的用药，此举恐会引发静坐不能、类巴金森氏症、迟发性运动障碍等副作用，忽略提高痊愈率背后对个案所造成的伤害，即使能进一步改善个案精神疾病症状，却也为个案带来更多身体的不适。
周煌智表示，目前无特别设置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司法病房。（照片：周煌智提供）
同时，周煌智表示，评估个案能否终止监护处分，不只要看个案的痊愈率，症状稳定度、现行的治疗条件（如社区复健、职能治疗等），以及个案自身是否能主动或透过家属的照护、持续进行药物与社区治疗，都是考量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社会上需要建立完善的通报、支持系统，以达到监督的效果。
李茂生：精神疾病污名化 协助回归社会才是根本
台湾大学法律学系教授李茂生直言，精神疾病现在已经被污名化，台湾民众普遍将精神疾病患者当成异类看待。因为不够了解他们，所以怀有恐惧与嫌恶之情，每当出现精神病患犯罪案件，就会引发社会排斥情绪，希望透过司法手段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将他们驱逐到社会边缘，终身监禁或任其自生自灭，缺乏协助病患重回社会的意识。
日前民进党团立委召开记者会，诉求将监护处分5年上限延长至14年，以改善司法监护制度，李茂生对此持相反意见。他认为，监护处分时间不可过长，长期隔离、控制病情纯属消极作为，对康复并无太大帮助，一旦监护期满，病情复发的机会还是很高。此外，延长监禁期间会让个案与外界脱节，对生理或心理都是莫大的负担，也提升个案回归社会的难度。
李茂生说明，精神疾病分为急性、亚急性、慢性、复原期等种类。如先前犯下铁路杀警案的郑嫌，就属于少数急性案件，应透过短期、高强度的医疗监护有效控制病情，使其恢复到亚急性、慢性等较稳定阶段，再辅以社区监控和专人照护，追踪病患状况，让个案拥有病识感且维持一定的社交生活，日后协助监护处分个案回归社会，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李茂生认为，将精神卫生纳入安全网能在发病时强制其住院。（图片来源：Pixabay)
“他们不是自愿生病的” 精神卫生应纳入社会安全网
为稳定监护处分个案病况、帮助他们回归社会，李茂生指出，除了透过现行的监护处分制度以外，还须落实症状分级制度，辅以专人照护，也可将精神卫生纳入社会安全网中，强化体系。
社会安全网目的在于集结社会力量，建立社区和家庭为基础的防护体系，李茂生认为，若将精神卫生纳入安全网体系中，能在精神疾病患者发病时强制其住院治疗。而当精神疾病患者在监护处分期满，回归社会时，政府也能透过社会安全网，持续对个案进行后续追纵、了解个案病况，达到有效治疗的效果。
然而，李茂生坦言，监护处分个案常因外界的漠视，得不到良好的照护，陷入恶性循环。如同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人权律师试图找出精神疾病患者的犯罪动机，却饱受民怨，认为罪犯无权得到社会的帮助与谅解。
“他们不是自愿生病的”对于监护处分个案，李茂生期盼外界能多一些同理、换位思考，放下成见来帮助这群需要被照顾的人，在监护处分个案发病时，根据症状落实分级戒护制度，派遣专人照护，并结合社会安全网的力量，持续追踪个案状况，让个案在完善的社会照护机制下逐渐稳定，获得重归社会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