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蔡欣羽、蔡佩珈 攝影／蔡欣羽 首圖／蕭宇軒】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基於公衛考量，政府於今年二月公布個案活動行跡及全台確診病例分布圖，作為防疫手段，卻也引發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的質疑。對此，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賈文宇認為，政府無論採取何種防疫手段，都必須分析資訊公開的結果，並以行為科學作為公布資訊的依據。
防疫與隱私平衡 後續影響需考量
賈文宇認為，台灣社會透過間接民主的方式制定法律，進而形成一種集體意識，隱私權是否需要被保護、該如何維護，也屬於大眾共同決定事項。因此，個人資訊的應用須注重目的性，而防疫與隱私權之間該如何拿捏，則要視個案狀況而定。
賈文宇舉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在2月27日公布案32外籍看護工的活動行跡前，應先探討此舉是否有助於防止疫情擴散，同時也要了解並參考病毒特性，聚焦出最小且最必要的公布範圍。對此，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教授李思賢認為，儘管案32行經許多公共場合，但未造成其他民眾確診，顯示公布活動行跡對於防疫未必有益，指揮中心因此對於後續個案的公布細節做出調整。
公布活動行跡除了考量防疫效果，還須考慮此舉帶來的影響為何，以及此影響對於防疫是否有幫助。賈文宇認為，若能審慎思考上述問題，防疫措施既能符合法律規範，也能合理限制隱私權。李思賢也表示，政府在現階段將健康放在第一位，與人民平時討論的基本人權有落差，但若民眾能夠了解政策背後的價值及順序，便能理解政府的作為。
賈文宇強調，政府考慮防疫目的，也須顧慮是否損害個案的發展。
而防疫與隱私權兩者的權衡，賈文宇認為應依照比例原則，在防止疫情擴散的前提下，將採用什麼方式、是否為最小侵害手段等通盤納入評估，並在條件確認後，比較其效果和犧牲隱私權之間，何者的損害較大。他強調，政府除了考慮防疫目的外，也須顧慮是否損害個案的人格及未來發展。
防疫首重個案接觸史 公布資訊應衡量效益
為了釐清社區感染的疑慮，指揮中心日前公開縣市確診病例數、個案活動行跡等疫情調查（下稱疫調）資訊。但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陳秀熙認為，個案活動行跡、姓名、居住地涉及隱私，因此在公布此類資訊時，仍需評估能否有效防止疫情擴散，無法全盤公布。
新冠肺炎與以往的流感不同，目前沒有疫苗可供施打，大眾對此病毒特性也所知甚少。陳秀熙指出，在面對任何新型病毒時，只能針對個案進行疫調，逐步了解病毒結構及傳播途徑，並及早釐清病例與接觸者的關係。
陳秀熙強調，在此情況下，掌握個案接觸史對於防疫來說最為重要，追蹤個案活動行跡並尋找可能接觸者，是為了找出帶原者，及時採取隔離措施，防止爆發後續傳染。而台灣目前多為家戶及醫院的小型群聚感染，只要找出帶原者並採取隔離，就能達到防疫效果，因此沒有公開居住地、姓名等個資必要。
若遇到無法完全掌握接觸者的狀況，則會選擇性公開疫調資訊。陳秀熙進一步說明，如案32多行經車站、捷運等公眾場所，因此透過公布活動行跡的方式，讓活動路徑重疊的民眾主動通報、進行檢疫。他認為，雖然個案活動行跡涉及隱私，但僅公開部分資訊即可避免過度侵犯，舉例來說，若個案曾出入醫院，則不公開該醫院名稱，降低造成醫護人員、醫院營運困擾的風險。
陳秀熙認為，找出帶原者並隔離就能達到防疫效果，不用公開個資。
公開疫調如雙面刃 傷害人權反釀破口
公開疫調資訊雖能有效防疫，卻可能成為一把雙面刃。自案32的非法移工身分曝光後，是否查緝非法移工也成為社會爭論的焦點。李思賢表示，確診不單導致人身自由受限，更被隔絕從事經濟活動、與親友接觸的機會，而非法移工還需面對遭遣送出境的可能。因此，他認為，在非法移工身分可能曝光的情況下，他們反而會更隱藏自己、不敢就醫，進而形成防疫漏洞。
「個人資訊公布造成他被排擠、烙印，都是不應該有的。」李思賢認為，除了確診帶來的種種限制，社會對於確診個案的指責聲浪，如加強查緝非法移工、要求公開更多確診個案資訊等，都是潛在患者隱藏自己的原因。他指出，當人們一再忽略疫調資訊公開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為了防疫而被輕視的人權問題，將會持續困擾台灣社會。
公開資訊致恐慌 衛教資訊須分層分流
在政府控制疫情的同時，疫調資訊的公開與否也不斷受到大眾議論。「民主政治國家有必要盡到資訊公開，也要去保護有可能暴露隱私的資訊。」陳秀熙強調，若疫調資訊不公開，民眾不僅喪失知的權利，也無從防備，但只要在接觸者可掌握的狀況下，個案及可能接觸者的個資就不應被公開。
不過疫調資訊的公開，也可能成為民眾的恐慌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開放網站查詢新冠肺炎各縣市確診數後，導致彰化縣一對確診夫妻被網友肉搜、曝光居住地址。
李思賢解釋，一般而言，人們會評估事件所帶來的正、負面影響，並調整自己的防疫行為，但在恐慌的狀況下，人們會打亂原先的思考模式，試圖透過不理性的行為，將任何威脅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李思賢提到，政府最初宣導防疫政策時，並沒有將常洗手、空曠場所無需戴口罩等資訊一同釋出，導致人們對於新冠肺炎產生一定要戴口罩、病毒傳染率極高等既定印象，後續釋出的訊息也無法有效改變民眾觀念。他建議，若將衛教資訊分層、分流，能夠有效傳達訊息，減少疫調資訊帶來的恐慌。
李思賢建議，將衛教資訊分層，減少疫調資訊帶來的恐慌。
衛教搭配心理健康教育 減少染疫恐懼
李思賢表示，人們在近距離且長時間的接觸下才有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而各年齡層活動量及生活習慣不同，衛教資訊應考量各年齡層的習慣、接觸資訊的管道，進行不同程度的宣導。舉例而言，六、七十歲的老年人屬於易感染族群，應透過電視針對長者加強資訊宣導。
除了有效傳達衛教資訊，心理健康教育也能減緩民眾恐慌。李思賢指出，容易焦慮的人往往受疫情影響最深，產生搶購衛生紙、口罩等物資的不理性行為，會連帶引起他人的恐慌情緒。因此他建議，若能推廣心理健康教育，讓民眾保持良好心理狀態，將能有效減少人們對於新冠肺炎的恐懼。
「政府在疫調付出許多心力，對隱私權的分析也該如此。」賈文宇指出，不論是《傳染病防治法》還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並無規定法務部須參與防疫措施決策。賈文宇認為，若法務部能在決策中提出法律相關建議，政策的制定就能更加全面，也能在隱私權與防疫之間取得良好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