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蔡欣羽、蔡佩珈 摄影／蔡欣羽 首图／萧宇轩】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基于公卫考量，政府于今年二月公布个案活动行迹及全台确诊病例分布图，作为防疫手段，却也引发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下称个资法）的质疑。对此，台湾人权促进会副秘书长贾文宇认为，政府无论采取何种防疫手段，都必须分析资讯公开的结果，并以行为科学作为公布资讯的依据。
防疫与隐私平衡 后续影响需考量
贾文宇认为，台湾社会透过间接民主的方式制定法律，进而形成一种集体意识，隐私权是否需要被保护、该如何维护，也属于大众共同决定事项。因此，个人资讯的应用须注重目的性，而防疫与隐私权之间该如何拿捏，则要视个案状况而定。
贾文宇举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下称指挥中心）在2月27日公布案32外籍看护工的活动行迹前，应先探讨此举是否有助于防止疫情扩散，同时也要了解并参考病毒特性，聚焦出最小且最必要的公布范围。对此，台湾师范大学健康促进与卫生教育学系教授李思贤认为，尽管案32行经许多公共场合，但未造成其他民众确诊，显示公布活动行迹对于防疫未必有益，指挥中心因此对于后续个案的公布细节做出调整。
公布活动行迹除了考量防疫效果，还须考虑此举带来的影响为何，以及此影响对于防疫是否有帮助。贾文宇认为，若能审慎思考上述问题，防疫措施既能符合法律规范，也能合理限制隐私权。李思贤也表示，政府在现阶段将健康放在第一位，与人民平时讨论的基本人权有落差，但若民众能够了解政策背后的价值及顺序，便能理解政府的作为。
贾文宇强调，政府考虑防疫目的，也须顾虑是否损害个案的发展。
而防疫与隐私权两者的权衡，贾文宇认为应依照比例原则，在防止疫情扩散的前提下，将采用什么方式、是否为最小侵害手段等通盘纳入评估，并在条件确认后，比较其效果和牺牲隐私权之间，何者的损害较大。他强调，政府除了考虑防疫目的外，也须顾虑是否损害个案的人格及未来发展。
防疫首重个案接触史 公布资讯应衡量效益
为了厘清社区感染的疑虑，指挥中心日前公开县市确诊病例数、个案活动行迹等疫情调查（下称疫调）资讯。但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陈秀熙认为，个案活动行迹、姓名、居住地涉及隐私，因此在公布此类资讯时，仍需评估能否有效防止疫情扩散，无法全盘公布。
新冠肺炎与以往的流感不同，目前没有疫苗可供施打，大众对此病毒特性也所知甚少。陈秀熙指出，在面对任何新型病毒时，只能针对个案进行疫调，逐步了解病毒结构及传播途径，并及早厘清病例与接触者的关系。
陈秀熙强调，在此情况下，掌握个案接触史对于防疫来说最为重要，追踪个案活动行迹并寻找可能接触者，是为了找出带原者，及时采取隔离措施，防止爆发后续传染。而台湾目前多为家户及医院的小型群聚感染，只要找出带原者并采取隔离，就能达到防疫效果，因此没有公开居住地、姓名等个资必要。
若遇到无法完全掌握接触者的状况，则会选择性公开疫调资讯。陈秀熙进一步说明，如案32多行经车站、捷运等公众场所，因此透过公布活动行迹的方式，让活动路径重叠的民众主动通报、进行检疫。他认为，虽然个案活动行迹涉及隐私，但仅公开部分资讯即可避免过度侵犯，举例来说，若个案曾出入医院，则不公开该医院名称，降低造成医护人员、医院营运困扰的风险。
陈秀熙认为，找出带原者并隔离就能达到防疫效果，不用公开个资。
公开疫调如双面刃 伤害人权反酿破口
公开疫调资讯虽能有效防疫，却可能成为一把双面刃。自案32的非法移工身分曝光后，是否查缉非法移工也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李思贤表示，确诊不单导致人身自由受限，更被隔绝从事经济活动、与亲友接触的机会，而非法移工还需面对遭遣送出境的可能。因此，他认为，在非法移工身分可能曝光的情况下，他们反而会更隐藏自己、不敢就医，进而形成防疫漏洞。
“个人资讯公布造成他被排挤、烙印，都是不应该有的。”李思贤认为，除了确诊带来的种种限制，社会对于确诊个案的指责声浪，如加强查缉非法移工、要求公开更多确诊个案资讯等，都是潜在患者隐藏自己的原因。他指出，当人们一再忽略疫调资讯公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为了防疫而被轻视的人权问题，将会持续困扰台湾社会。
公开资讯致恐慌 卫教资讯须分层分流
在政府控制疫情的同时，疫调资讯的公开与否也不断受到大众议论。“民主政治国家有必要尽到资讯公开，也要去保护有可能暴露隐私的资讯。”陈秀熙强调，若疫调资讯不公开，民众不仅丧失知的权利，也无从防备，但只要在接触者可掌握的状况下，个案及可能接触者的个资就不应被公开。
不过疫调资讯的公开，也可能成为民众的恐慌来源。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开放网站查询新冠肺炎各县市确诊数后，导致彰化县一对确诊夫妻被网友肉搜、曝光居住地址。
李思贤解释，一般而言，人们会评估事件所带来的正、负面影响，并调整自己的防疫行为，但在恐慌的状况下，人们会打乱原先的思考模式，试图透过不理性的行为，将任何威胁排除在外。
另一方面，李思贤提到，政府最初宣导防疫政策时，并没有将常洗手、空旷场所无需戴口罩等资讯一同释出，导致人们对于新冠肺炎产生一定要戴口罩、病毒传染率极高等既定印象，后续释出的讯息也无法有效改变民众观念。他建议，若将卫教资讯分层、分流，能够有效传达讯息，减少疫调资讯带来的恐慌。
李思贤建议，将卫教资讯分层，减少疫调资讯带来的恐慌。
卫教搭配心理健康教育 减少染疫恐惧
李思贤表示，人们在近距离且长时间的接触下才有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而各年龄层活动量及生活习惯不同，卫教资讯应考量各年龄层的习惯、接触资讯的管道，进行不同程度的宣导。举例而言，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属于易感染族群，应透过电视针对长者加强资讯宣导。
除了有效传达卫教资讯，心理健康教育也能减缓民众恐慌。李思贤指出，容易焦虑的人往往受疫情影响最深，产生抢购卫生纸、口罩等物资的不理性行为，会连带引起他人的恐慌情绪。因此他建议，若能推广心理健康教育，让民众保持良好心理状态，将能有效减少人们对于新冠肺炎的恐惧。
“政府在疫调付出许多心力，对隐私权的分析也该如此。”贾文宇指出，不论是《传染病防治法》还是《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并无规定法务部须参与防疫措施决策。贾文宇认为，若法务部能在决策中提出法律相关建议，政策的制定就能更加全面，也能在隐私权与防疫之间取得良好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