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藍誼軒 照片／資料照片，許詠晴攝】
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各行各業面臨嚴重缺工，在台移工紛紛跨行轉職，以求更好的工作環境與薪資條件。為因應此現象，勞動部於2021年8月修改「禁轉政策」，雖讓僱主少點憂心，卻剝奪移工選擇工作的權利，凸顯禁轉政策難以面對缺工時局、更顯勞工政策的不足與缺失。
疫情下各行業缺人手 移工跨行意願增
疫情下的國境管制使移工入境困難，不僅新移工難以進入勞工市場填補空缺，短期返鄉的移工，也無法再次入境，造成台灣勞動市場移工供不應求。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主任汪英達指出，疫情管制加劇工廠缺工情形，工廠只能對境內移工招工。此外，由於工廠內移工比起家庭、漁船，擁有更完善的保障，薪資福利也較好，導致移工跨行轉職情形增加。
過去台灣僅提倡移工轉職應優先選擇原行業，並無強制移工轉職的行業別，因此僱主可藉聘僱申請轉職之移工，填補勞力空缺。對此台灣失能者家庭暨看護僱主國際協會（下稱僱主協會）監事陳靜儀表示，部分移工認為能以較不看重語言能力，且無年齡、學歷限制的看護工身分入台，事後再申請跨行轉職至薪資條件佳、適用勞動基準法的工廠工作。簡言之，若多數移工轉至工廠，可能導致以移工為重的產業或服務，進入缺工寒冬，而家庭看護工的僱主便成為首要衝擊對象。
家庭看護移工頻換跑道 禁轉政策解僱主憂心
由於看護移工頻頻尋求跨行轉職，僱主協會認為，若給予移工過多轉換自由，將成失能者照護家庭的致命傷。陳靜儀舉例，曾有看護移工態度消極、專業照護知識不足，卻認為工作待遇不佳，以此威脅舉報僱主或揚言換工作。他補充，在該移工疏忽照顧與頻繁怠工之下，家中長輩屢屢跌倒、身體不復以往，成為日後離世的間接原因之一。
家庭看護移工紛紛轉職，失能者家庭僱主恐受影響。（圖片：取自Pixabay）
為解決移工以怠工或要求僱主調漲薪資等方式，迫使僱主同意其跨行轉職，勞動部於2021年修改《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工作之轉換僱主或工作程序準則》（下稱禁轉政策），改以同業僱主優先承接轉換移工，增添移工跨行轉職難度。
此次禁轉政策的修改，包含移工在申請轉換後14天內，若有同業僱主承接，則不得跨行轉職，保障僱主權益不受侵害。雖解決部分僱主因看護移工轉出，在缺工潮中短期難以找到下一位看護移工接替的困境，卻也造成無怠工、惡行的移工，長期處於勞資不平等的處境。雖然禁轉政策面對缺工現況修法，卻仍難以改善移工在各行業中，相差甚遠的薪資與保障。
月薪低、工時不固定 轉職權益卻遭剝
禁轉政策修法使僱主在同業間更容易尋找到轉職移工，卻無法忽視其對移工限制的「自由」。無論國籍、性別，人人皆有資格追求更好的工作與薪資，台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傅柏翔表示，許多移工跨行轉職，僅是為了擁有合理的加班費與工時，「總不能指著移工說，你為什麼要離開一個待遇很差的工作？」。
實際上，家庭類移工勞動保障與其他工種差異甚鉅，是移工紛紛尋求跨行轉職的重要契機。汪英達說明，雖法律明訂僱主需提供家庭看護移工吃、住，勞動部也早已祭出「做七休一」政策，然而，看護移工仍須依被照顧者的需求與身體狀況而有不同工時。另外他補充，多數家庭類移工工時不固定，月薪甚至不到本國勞工的基本薪資，也沒有如工廠明定的加班費。
此外，僱主違法讓移工執行「許可外工作」事件層出不窮。汪英達指出，身為看護移工卻要負責僱主全家三餐，或到僱主經營的店家、農地打雜，而傅柏翔也強調，在家庭的移工因生活起居皆需依靠僱主，造成多數移工無法擁有與僱主討論薪資與工時的空間，成為「半奴工」。
移工的工作待遇無法在短期內改善，再加上禁轉政策修法來得又急又快，導致許多移工應變不及，必須面臨申請轉換失敗的結果。汪英達舉例，工作環境十分惡劣的漁工，過著在漁船上日夜漂泊的生活，久而久之才發現付出同等努力卻得不到相同報酬，因此有了跨行轉職的企圖，卻因禁轉政策導致無法擁有選擇更好工作的自由及權利。
跨行門檻提高 移工被迫放棄機會
對此，汪英達也進一步說明，此次禁轉政策修法前，兩位懷孕的移工，為求較高薪資與固定工時，以便未來育兒，選擇從「家庭走進工廠」。原本已選好合適的工廠，就差一步轉換的他們，卻因禁轉政策改為由同業僱主先行承接，轉職計畫被迫失敗。從中可得知，並不是只有不滿工作待遇的移工希望跨行轉職，更有移工是面臨生活變動才決定轉職，禁轉政策卻成阻礙。
禁轉政策使移工無法因應生活變化，轉換到合適的職業別。
直至今日，勞動部雖沒有完全限制移工轉職，然而隨著門檻提高，轉換自然相較以往困難。汪英達指出，禁轉政策無法有效解決缺工問題，如工廠缺工問題依舊存在、家庭類移工依然想跨行轉職。此次修法僅反映了僱主與仲介公司的需求，且在疫情之下，國際勞工市場流動困難。因此他也認為，禁轉政策僅具備嚇阻效果，讓移工因害怕申請失敗遭遣返回國而放棄申請，卻無法真正降低移工跨行轉職的企圖。
跨轉企圖仍在 政策卻持續分化
勞動部修改禁轉政策雖是時局下的變革，卻也與一路以來、盼改善移工勞權的想法背道而馳，加劇分化本國勞工與外籍勞工間的差異。如何正視移工轉職企圖、改善缺工現況成一大考驗。
禁轉政策單方面限制移工轉職，仍無法改善移工決心出走問題。汪英達呼籲，勞動部不僅應廢止禁轉政策，更應將所有移工納入勞動基準法保護的範疇，使本國人與外國人皆享有相同薪資。若無提高移工薪資，僱主會為了省下人力成本，僅聘僱薪資低的移工，進而壓縮本土勞工的就業機會。因此他認為，當移工和本勞的基本薪資相同，移工才能真正補足勞工市場的不足。
壓低移工薪資、向母國開出的保障也不夠完善，傅柏翔說明，衝擊的不僅是移工，台灣僱主也理當受到影響。相較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台灣明訂給予移工的薪資低，多數不到本國勞工的基本月薪25K，有能力的移工便選擇前往薪資條件較好的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而在國際搶工下，台灣只能搶到後段移工，相對無法保證移工素質及能力。對此，陳靜儀也表示「搶移工就像簽樂透」。
多數移工薪資不到25K，國際搶工潮之下勞資雙方皆受衝擊。
人才培育計畫 盼移工真正融入台灣社會
在移工供不應求情況下，當移工選擇來台後，卻只能成為勞動常備軍，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林良榮舉例，移工在日本為「全人」，不只是一個被聘僱的勞工，更包含食衣住行、結婚生子，工作滿10至15年更可能換取居留證落地生根等保障。而傅柏翔指出，移工在台時限通常為3至5年，為「先天上的不利」，導致僱主對於移工的薪資調整無長遠規劃，因此台灣若要面對疫情缺工，必需思考將移工納入培育人才之計畫。
針對引進移工並留住人才，政府不僅應改善移工入境契約，也需正視在台移工，反應民聲並保障其權益。汪英達指出，因藍領階級移工並無久居台灣，鮮少人願意為移工發聲，因此他認為，若要讓移工真正融入台灣社會，政府須回應移工族群，且不讓法律高牆分化移工與本國勞工的權益，以降低國際缺工潮帶來的衝擊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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