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蓝谊轩 照片／资料照片，许咏晴摄】
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各行各业面临严重缺工，在台移工纷纷跨行转职，以求更好的工作环境与薪资条件。为因应此现象，劳动部于2021年8月修改“禁转政策”，虽让雇主少点忧心，却剥夺移工选择工作的权利，凸显禁转政策难以面对缺工时局、更显劳工政策的不足与缺失。
疫情下各行业缺人手 移工跨行意愿增
疫情下的国境管制使移工入境困难，不仅新移工难以进入劳工市场填补空缺，短期返乡的移工，也无法再次入境，造成台湾劳动市场移工供不应求。桃园市群众服务协会主任汪英达指出，疫情管制加剧工厂缺工情形，工厂只能对境内移工招工。此外，由于工厂内移工比起家庭、渔船，拥有更完善的保障，薪资福利也较好，导致移工跨行转职情形增加。
过去台湾仅提倡移工转职应优先选择原行业，并无强制移工转职的行业别，因此雇主可藉聘雇申请转职之移工，填补劳力空缺。对此台湾失能者家庭暨看护雇主国际协会（下称雇主协会）监事陈静仪表示，部分移工认为能以较不看重语言能力，且无年龄、学历限制的看护工身分入台，事后再申请跨行转职至薪资条件佳、适用劳动基准法的工厂工作。简言之，若多数移工转至工厂，可能导致以移工为重的产业或服务，进入缺工寒冬，而家庭看护工的雇主便成为首要冲击对象。
家庭看护移工频换跑道 禁转政策解雇主忧心
由于看护移工频频寻求跨行转职，雇主协会认为，若给予移工过多转换自由，将成失能者照护家庭的致命伤。陈静仪举例，曾有看护移工态度消极、专业照护知识不足，却认为工作待遇不佳，以此威胁举报雇主或扬言换工作。他补充，在该移工疏忽照顾与频繁怠工之下，家中长辈屡屡跌倒、身体不复以往，成为日后离世的间接原因之一。
家庭看护移工纷纷转职，失能者家庭雇主恐受影响。（图片：取自Pixabay）
为解决移工以怠工或要求雇主调涨薪资等方式，迫使雇主同意其跨行转职，劳动部于2021年修改《外国人受聘雇从事就业服务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规定工作之转换雇主或工作程序准则》（下称禁转政策），改以同业雇主优先承接转换移工，增添移工跨行转职难度。
此次禁转政策的修改，包含移工在申请转换后14天内，若有同业雇主承接，则不得跨行转职，保障雇主权益不受侵害。虽解决部分雇主因看护移工转出，在缺工潮中短期难以找到下一位看护移工接替的困境，却也造成无怠工、恶行的移工，长期处于劳资不平等的处境。虽然禁转政策面对缺工现况修法，却仍难以改善移工在各行业中，相差甚远的薪资与保障。
月薪低、工时不固定 转职权益却遭剥
禁转政策修法使雇主在同业间更容易寻找到转职移工，却无法忽视其对移工限制的“自由”。无论国籍、性别，人人皆有资格追求更好的工作与薪资，台北大学法律学系教授傅柏翔表示，许多移工跨行转职，仅是为了拥有合理的加班费与工时，“总不能指著移工说，你为什么要离开一个待遇很差的工作？”。
实际上，家庭类移工劳动保障与其他工种差异甚钜，是移工纷纷寻求跨行转职的重要契机。汪英达说明，虽法律明订雇主需提供家庭看护移工吃、住，劳动部也早已祭出“做七休一”政策，然而，看护移工仍须依被照顾者的需求与身体状况而有不同工时。另外他补充，多数家庭类移工工时不固定，月薪甚至不到本国劳工的基本薪资，也没有如工厂明定的加班费。
此外，雇主违法让移工执行“许可外工作”事件层出不穷。汪英达指出，身为看护移工却要负责雇主全家三餐，或到雇主经营的店家、农地打杂，而傅柏翔也强调，在家庭的移工因生活起居皆需依靠雇主，造成多数移工无法拥有与雇主讨论薪资与工时的空间，成为“半奴工”。
移工的工作待遇无法在短期内改善，再加上禁转政策修法来得又急又快，导致许多移工应变不及，必须面临申请转换失败的结果。汪英达举例，工作环境十分恶劣的渔工，过著在渔船上日夜漂泊的生活，久而久之才发现付出同等努力却得不到相同报酬，因此有了跨行转职的企图，却因禁转政策导致无法拥有选择更好工作的自由及权利。
跨行门槛提高 移工被迫放弃机会
对此，汪英达也进一步说明，此次禁转政策修法前，两位怀孕的移工，为求较高薪资与固定工时，以便未来育儿，选择从“家庭走进工厂”。原本已选好合适的工厂，就差一步转换的他们，却因禁转政策改为由同业雇主先行承接，转职计画被迫失败。从中可得知，并不是只有不满工作待遇的移工希望跨行转职，更有移工是面临生活变动才决定转职，禁转政策却成阻碍。
禁转政策使移工无法因应生活变化，转换到合适的职业别。
直至今日，劳动部虽没有完全限制移工转职，然而随着门槛提高，转换自然相较以往困难。汪英达指出，禁转政策无法有效解决缺工问题，如工厂缺工问题依旧存在、家庭类移工依然想跨行转职。此次修法仅反映了雇主与仲介公司的需求，且在疫情之下，国际劳工市场流动困难。因此他也认为，禁转政策仅具备吓阻效果，让移工因害怕申请失败遭遣返回国而放弃申请，却无法真正降低移工跨行转职的企图。
跨转企图仍在 政策却持续分化
劳动部修改禁转政策虽是时局下的变革，却也与一路以来、盼改善移工劳权的想法背道而驰，加剧分化本国劳工与外籍劳工间的差异。如何正视移工转职企图、改善缺工现况成一大考验。
禁转政策单方面限制移工转职，仍无法改善移工决心出走问题。汪英达呼吁，劳动部不仅应废止禁转政策，更应将所有移工纳入劳动基准法保护的范畴，使本国人与外国人皆享有相同薪资。若无提高移工薪资，雇主会为了省下人力成本，仅聘雇薪资低的移工，进而压缩本土劳工的就业机会。因此他认为，当移工和本劳的基本薪资相同，移工才能真正补足劳工市场的不足。
压低移工薪资、向母国开出的保障也不够完善，傅柏翔说明，冲击的不仅是移工，台湾雇主也理当受到影响。相较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台湾明订给予移工的薪资低，多数不到本国劳工的基本月薪25K，有能力的移工便选择前往薪资条件较好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而在国际抢工下，台湾只能抢到后段移工，相对无法保证移工素质及能力。对此，陈静仪也表示“抢移工就像签乐透”。
多数移工薪资不到25K，国际抢工潮之下劳资双方皆受冲击。
人才培育计画 盼移工真正融入台湾社会
在移工供不应求情况下，当移工选择来台后，却只能成为劳动常备军，政治大学法学院教授林良荣举例，移工在日本为“全人”，不只是一个被聘雇的劳工，更包含食衣住行、结婚生子，工作满10至15年更可能换取居留证落地生根等保障。而傅柏翔指出，移工在台时限通常为3至5年，为“先天上的不利”，导致雇主对于移工的薪资调整无长远规划，因此台湾若要面对疫情缺工，必需思考将移工纳入培育人才之计画。
针对引进移工并留住人才，政府不仅应改善移工入境契约，也需正视在台移工，反应民声并保障其权益。汪英达指出，因蓝领阶级移工并无久居台湾，鲜少人愿意为移工发声，因此他认为，若要让移工真正融入台湾社会，政府须回应移工族群，且不让法律高墙分化移工与本国劳工的权益，以降低国际缺工潮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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