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校园]校庆失窃 外英分级失准 强修外英选课权受损

校庆失窃 学生被偷近两万-维安系统显漏洞防盗意识待加强
外英分级标准不一失鉴别度-学测、指考、统测难度不同 学生程度落差大
强制修外英 日文辅系权益受损-宣传不足导致申请遭阻 学生:还我平等选课权
社论:占领台北与脸书政治
专栏-有你真好:志工梦发芽
专栏-名家语录:化身采访不是新闻噱头

世新大学五五校庆当日,校园却传出偷窃事件,案发后,受害学生一同至警局备案做笔录。

校庆失窃 学生被偷近两万
维安系统显漏洞防盗意识待加强


世新大学五十五周年校庆,惊爆传播大楼遭窃,近十名学生财物遗失。虽然校方在第一时间协助受害同学调阅监视器,但由于学校遭窃事件频传,新闻学系系学会会长范庭瑄质疑校方并无落实安全维护。

受害学生新闻学系一年级林昆庆说,“舞舞生风”比赛结束,发现多位同学遗失钱包,随即通报教官。范庭瑄表示,新闻系就有五名学生受害,损失近两万元及私人证件。她认为,若学校的防盗措施未加强及偷窃案发后的处理不积极,类似案件将一再发生。除了防盗系统,宣导不足亦是失窃案频传的主因。行政管理学系系学会会长黄日群表示,虽然将重要物品留在教室且无人看守是学生的过失,但校方防窃宣导不足,造成学生轻忽自身财物安全。他认为,若校方能在此部分予以加强,不仅能减低失窃率,也能避免相同事件再次发生。

生辅组组长丁惠群对学生的说法感到无奈。她表示,教官室已在活动前,利用短信和电子邮件提醒学生及主办单位应注意财物及人身安全,也在事发第一时间加派人手巡视各栋大楼,协助同学找寻窃贼。

九十九学年度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系学会长涂菁淳则指出,上个学期举办啦啦队比赛时,就已发生类似的遭窃事件,教官虽有协助调阅监视器画面,但因传播大楼地下三楼的监视器有死角,无法清楚拍到重要画面,恐造成防盗漏洞。对此,丁惠群回应,为维护上课隐私,教室内不能设置监视器,因此无法完整拍到凶手犯案过程,不过全校的监视器约达八百支,密度很高,能将大部分校区的安全维护做好。她补充,校方亦在体育室放置“防窃袋”供同学使用,每个袋子均附有钥匙,学生可将贵重物品放置在内,若要取得里面物品,除非有钥匙否则就必须割破袋子,降低物品遭窃的可能性,只是同学的使用率不高。

针对校方事后处理方式,林昆庆说,希望校方除了协助同学备案外,更能在事后帮助同学了解调查进度,确认是否能找回失窃物。而对于频传失窃案的解决方式,黄日群表示,仍希望学校能加强宣导,并在活动开始前加派人手巡视校园,实质增强学校安全维护,而不是在事情发生后才亡羊补牢。【记者/李品萱、许均意、邱钰雯报导】

外英分级标准不一 失鉴别度
学测、指考、统测难度不同 学生程度落差大


世新大学因应教育部“提升大学生英语能力”专案计画,外文英文课程以“分级分班”方式进行教学,采用学测、统测及指考的英文成绩作为评定标准。但上述三种考试难易度不一,公平性遭到质疑。

“分级分班”方式是根据教育部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公布的换算级距表,将全校新生的英文成绩落点,以百分比方式计算,做为基本的参考指标。但新闻学系二年级学生谢宗谕认为,分班本意虽好,但应有更明确的评分标准。他举例,开学后安排学生进行测验分班,不仅彰显其公平性,同时也符合学生程度。铭传大学会计学系二年级学生陈静谊也指出,该校外英分级比照入学分级考,再比对原先的大考成绩作判断。她认为,若只根据一种标准,容易发生分配班级与学生程度不符的状况。和世新大学相比,举办测验与多方比对,能更公平衡量学生的程度,进而分配到合适的班级。

对此,英文学系系主任黄裕惠回应,几年前曾使用语言视听教育中心的入学分班测验,针对大一新生在开学第一周统一施测,但效果不彰。因为有些学生为求课程简单,故意不以实力做答,造成分数不具参考价值。黄裕惠表示,若对分班有疑问的学生,可先向授课老师反应,经讨论、沟通后还是觉得程度与原班不适合,再进行英语听讲的测验,经过认证后,即可转至符合自己程度的班级。

但传播管理学系三年级陈姓学生反映,自己因指考失常被分配到能力不符的班级中,却不知道能换班,认为校方在办理转班的制度上宣传不足。再者,口语传播学系二年级学生林芳瑀也表示,她因学测成绩不错被分至中高阶班,但因暑假期间极少阅读英文,导致开学后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希望有更好的分级制度出现。

黄裕惠指出,过去学校的制度是让各系分开上课,指导老师便可依据该系的专业知识补充相关应用,使课程更具完整性。但近年来,外英改为校定必修,老师无法依专业领域进行教学。她提到,“分级分班”制已采用四年,是目前学校实施最好的方式。【记者/陈致平、何文君、邱钰雯报导】

强制修外英 日文辅系权益受损
宣传不足导致申请遭阻 学生:还我平等选课权

【记者/陈致平、何文君报导】
世新大学为培养学生语言能力,订定英(日)语为校订基本核心能力,但图文传播暨数位出版学系、新闻学系、传播管理学系、资讯传播学系、口语传播学系五系,却强制学生修习外文英文,其他系别的学生却可以英日二择一,对此,有学生表示制度有缺失,将影响日后双主、辅修日文系权益。

根据日文学系双主修与辅系条件,学生须修过外文日文及日语听讲才构成资格。而此五系学生大一时被安排修外文英文,但校方却未告知学生可另外选修外日,导致升上大二时,欲申请双主、辅修日文系时因条件不符遭拒。新闻学系二年级张姓学生认为,新闻系虽注重英文,也不能剥夺学生选择日文的权利,希望拥有相同的竞争机会。

针对直接安排此五系学生英语课一事,日文学系系主任沈荣宽表示,此举是由各系自行决定,学校在排课前,会以课程调查的方式,询问各系是否需要日文课程的选修,倘若他系有意加入,再由日文系协助处理,并未干预各系的安排。
校方规定可在第二阶段选修日文课程,张姓学生对此反应,学校并无清楚向学生说明第二阶段开放加选的制度,造成错过加选机会,也希望日文系能考量大一无修习日文而不能辅修的学生,开放申请辅系。

沈荣宽表示,目前处理此制度缺失的方式为,学生提出检定证书及相关作品之证明,而无法提出证明者,需要经由日文系老师亲自口试来考核基础日文能力。否则,学生只能在大二时补修日文课程,将申请顺延至大三以后。对此,图文传播学系二年级蔡弦则认为,让学生提出检定证明或是用口试方式才能选修太过为难,学生选修日文课就是想学习,若要提出检定证明或参加口试才能修习外文日文,就无选修的必要性。

至于日文双主修、辅系修业资格宣导部分,教务长蔡念中说,教务处仅负责校内事务统筹,执行权则下放至各系,但因各系行政人员不足,导致宣导执行上的缺失。对此,他表示,将会进行督促并透过老师或系网来告知,避免造成学生选课权益受损。



社论:占领台北与脸书政治
自“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在九月发起以来,即星火燎原地一路从美国本土延烧至南美、欧洲及亚洲,10月15日当天,台湾最显著的资本主义象征“台北101”底下,也聚集了几百位经由脸书(Facebook)号召自发而来的民众,同步响应全球各大城市串连的示威行动。

这场名为“占领台北”的行动,最特出之处在于以“脸书”作为唯一讨论、动员和拟定方针的平台。有趣的是,脸书上的粉丝专页累积六千余个“赞”,但实际到台北101的占领人数却不到三百人;“占领台北”标榜“去中心化”的理念,宣称人人都是领导者,享有同等的匿名发言权利,却导致版面混乱、诉求矛盾──那么,其究竟是开辟一条新的抗争路线,还是暴露网络社运的侷限性?

要解答上述的疑问,首先必须回到脸书这个媒介上。无疑的,脸书已成为这个世代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我们运用它传播和接收各类讯息,追踪朋友的近况、偶像明星的动态,甚至对大大小小的政治议题“按键”表态。而问题的核心就出在“按键”的动作──它到底算不算一种政治参与?

当脸书并列著各种邀请,要你参加反对恐龙法官、呛声世新大学选课系统,或是三不五时发动的人肉搜索行动(如“捷运翘脚女”引发的道德公审),而代价只不过是动动鼠标按下“参加”的选项,“占领台北”就算有再深层的政治意义,也显得跟其他活动一样廉价。套句传播学者麦克鲁汉的老话,“媒介就是讯息”,脸书此一媒介形式已经决定了它的内容,它作为日常社交娱乐的本质,使得任何议题的严肃性都被冲淡,事件的脉络被简化,逻辑被情绪所取代──这些条件使得脸书难以成为理性沟通的公共领域,反而沦为民粹主宰的舞台。

所以,脸书的政治是一种最肤浅的政治;“占领台北”在虚拟空间的对话,搬演到社运场域,立刻凸显出其论述贫血、诉求空洞的问题。然而,群众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义,也具有足够的行动力,当务之急是切断脸书的制约,产制更完整的论述,提出更具体的诉求,规划更有组织的行动;如此一来,“占领台北”才能从快闪的次文化,进化到真正的社会革命。

专栏-有你真好:志工梦发芽
“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目前就读世新大学新闻学系三年级的朱凤治说,由于担任社会服务团社长一职,她曾参与多数志工活动,包括社区服务、国际志工、营队活动等。

朱凤治表示,因为对小时候曾参加的服务性营队印象深刻,所以种下日后担任志工的因子,而选择进入新闻系,也是为了替弱势发声。今年暑假她只身前往马来西亚成为国际志工,与当地的服务机构合作,担任义诊的助手并对弱势家庭进行访问。她说,出国前看到关于无国界医师的书籍后,认为“爱是不分国籍的”,付出不该只限于特定国家,也因此打消原本执意去非洲服务的观念。

担任国际志工的期间,最令朱凤治印象深刻的是家访时,借由认识“环保屋”教导一名小男孩环保的观念,但小男孩开口的第一句话竟是“环保是一间房子吗?”这个举动,让她非常惊讶,孩子竟然连“环保”都不了解,可见教育的水平低落。另外,她也提及,曾至吉胆岛进行义诊,岛上有位母亲因为手术而昏迷了整整一年,但家人并未妥善处理,让这位妈妈身上满是充满异味的疮疤,伤口带来的恶臭令她毕身难忘,因此了解到医疗的重要性,也坚定她成为志工的信念。

朱凤治说,社福团每年都会到偏远山区去做为期十天的营队,并不定期与基金会或养老院合作。她回忆,有次带营队,发现队伍中有位小朋友的衣服不曾更换,所吃的早餐也是营队煮剩的午餐,才因此得知他的家境贫困,每天都要自理生活杂事。看到小朋友这样努力的过生活,才让她体会自己有多么幸福。

朱凤治说:“感动能一直延续下去,在服务不同的对象时,也会有不同的感动。”参与过许多的志工活动,让她拥有他人没有过的经历,更借由这些历练,改变自己既有的生活态度,不再怨天尤人。朱凤治打趣地说:“若是没有接触过志工的领域,或许我每天最大的烦恼就是午餐要吃什么吧。”

朱凤治表示,未来想成为一位非营利组织的行政人员,帮助更多世界上的人。社福团也计画之后另组国际志工团队,初步规划是前往大陆地区服务。她说,当志工没有标准,也期望更多人能加入这个行列,体会服务人群所带来的感动。


专栏-名家语录:化身采访不是新闻噱头
化身采访虽是采访方式的一种,但它是非常态的采访方式,祇有在常态采访方式难以获得事件真相时,记者才不得不以化身方式完成采访任务。例如,记者想深入了解超商店员的工作与生活,但常态采访,比方说抽样采访几位店员,却祇能得到皮毛资讯,记者于是决定隐匿身分去超商应征店员,亲身体验店员的生活种种,然后再根据亲身经验撰写报导,这就是化身采访。

但化身采访是为了深度报导,属于调查采访的一种,因此记者的化身时间就不能也不应该太短,类似“一日化身”这样的采访方式,不但纯属噱头,也扭曲了化身采访的价值。新闻史上有许多知名的化身采访案例,其中有两个案例最具代表性:

第一个例子是:爱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是知名专栏作家,有博士学历,她在五十七岁那年,决定以化身采访方式,调查美国低收入者的贫穷实况。她看报纸应征工作,前后做过在餐厅端盘子的女侍,在疗养院喂食老人的看护,替有钱人打扫住家的清洁工,以及在超市负责整理货品的店员。

爱伦瑞克化身期间拿的工资,最高每小时八元美金,最低五元,平均每个月祇有一千元左右收入,扣掉房租、吃饭与交通费用,每月仅剩二十块钱。她在四个城市工作过,没人知道她原来的身分,但重要的是,她化身采访的时间长达两年。她后来替《哈泼》杂志写了一篇化身采访报导,也写过一本畅销书,详述劳动穷人讨生活的血泪辛酸。

第二个例子是:柯诺瓦(Ted Conover)是自由撰稿记者,他曾经为了调查采访非法入境美国的墨西哥移民,而化身偷渡客,跟着墨西哥农场工人四次偷渡边界,也跟他们在偷渡后一起非法打工;为了调查里斯本上流社会的奢靡生活,他也化身当了几个月的出租车司机,到处搭载赶赴派对狂欢的名人。

但他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化身采访,却是应征当狱卒,调查监狱管理实况。他化身工作的纽约辛辛监狱,专关重刑犯,犯人有七万人,狱卒有两万人,他每天过的是穿制服、带警棍、看管犯人的生活,狱卒该做的事,他一样也没错过。柯诺瓦在监狱待了将近一年才辞职离开,后来替《纽约客》杂志写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调查报导,揭发辛辛监狱管理囚犯的黑暗面,并且促成纽约狱政的改革。

爱伦瑞克与柯诺瓦的化身采访,有几个共同点:其一,化身时间都很长,短则一年,长达两年;其二,他们化身采访的题材,都是那些“在社会意义上很重要,在媒体报导上却被忽略”的底层阶级故事;其三,他们在化身采访后所写的深度调查报导,都受到社会瞩目,并且引发改革。

如果爱伦瑞克或柯诺瓦在台湾当记者,可以想见他们绝对不会化身酒店小姐,更不会祇化身一天之后,就敢标榜化身采访而大肆报导,这不但是对化身采访的无知,也是媒体的自甘堕落。但让人感叹与无奈的却是:台湾新闻界大概永远也不会出现一个爱伦瑞克或柯诺瓦吧。
(笔者为世新大学新闻学系客座教授王健壮)

[本文同步刊载于新闻人正期刊288期二版,点下图可完整浏览报纸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