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姓教师行为已造成“侵权”是否是无争的事实还待商议，但学生在老师离去的第一时间把六本书通通借入自己名下，我认为堪议。第一，不可否认练同学的作为也是变相的侵权行为，毕竟一借就是二十本书，练同学并不是真的每一本都有需求，如此，是不是也侵犯到别的同学借阅的权力。第二，无论老师态度是否不佳、认知是否扭曲，但老师毕竟已遵守规定等了一天，或许这很挑衅，但如此做，是不是也相当程度剥夺了老师借书的权力。
或许大家会认为，练同学的初始目的，是为大家争口气、也为学生“夺回”而不只是争取权力，是出自一片建立于公平正义上的赤诚，因此，既然是出于纯然的正义，为行动所采取的行为虽堪议，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有些同学在此次事件上并没有注意到抗议行为本身的不妥，但如此却不可改变练同学抗议行为较嫌粗糙的事实。
因为，我们还有选择，更好的选择。
或许林肯的经典名言：“如果一个目的是正当而必须做的，则达到这个目的的必要手段也是正当而必须采取的”可以作为练同学行为的捍卫基础，但须知林肯当时所面临的是极端而急迫的环境，林肯没得选择。
美丽岛事件使党外一批志于民主开放的斗士因激烈抗争而成群下狱，导致台湾的民主停滞十年，当时流亡于海外的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十几年后在《许信良的政治世界》如此反思：“反对运动不只是好汉做事好汉担的问题，而是如何整体关照，避免反对运动被消灭的问题。领导运动的人不能抱着准备当烈士的心情，而是应该更谨慎而务实地维系反对运动的生机。一九七九年，党外领导人没有进到责任，因为大家根本没有深刻地体会肩上的责任，没有强烈地觉悟避免冲突，让运动持续存在是最重要的责任”。我无意对练同学冠以烈士之名，而图书馆事件时空之对比，事件之交错，也不尽相同，但这段由许信良沈淀了将近二十年后传递的反思，的确可以对身在体制下却勇敢争权益、求平等的人，无论是练同学或是许许多多的无名英雄，提供一种讯息，一种“理性”的价值，反对运动者应该将自己建立在一个问心无愧而能与体制掌控者等高的一个平台，应透过理性而顾虑整体性的规划方式与掌控者沟通、对话，将自己拉高，而不是诉诸于可落人口实的激烈反抗，如此，才能更快地达到要求而成就改革。
此次事件不妨拉高到检视整个体制的不妥之处，例如早就存在的老师逾期还书的问题，而反求诸己，同学还书的情况也须一并检视，甚至可由图书馆的老师、或是工读生对于图书馆现有的问题做一并的探讨，以条列式的诉求搭配理性而有力的讨论分析，呈报给学校，让学校能以系统而全面性的方式，确实而有效率看到问题之所在，如此，论高度、论立足点，反对者问心无愧，接下来，就端看校方怎么做了。
别忘了，我们有更好的选择。
[张家豪／作者为世新大学二年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