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姓教師行為已造成「侵權」是否是無爭的事實還待商議，但學生在老師離去的第一時間把六本書通通借入自己名下，我認為堪議。第一，不可否認練同學的作為也是變相的侵權行為，畢竟一借就是二十本書，練同學並不是真的每一本都有需求，如此，是不是也侵犯到別的同學借閱的權力。第二，無論老師態度是否不佳、認知是否扭曲，但老師畢竟已遵守規定等了一天，或許這很挑釁，但如此做，是不是也相當程度剝奪了老師借書的權力。
或許大家會認為，練同學的初始目的，是為大家爭口氣、也為學生「奪回」而不只是爭取權力，是出自一片建立於公平正義上的赤誠，因此，既然是出於純然的正義，為行動所採取的行為雖堪議，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有些同學在此次事件上並沒有注意到抗議行為本身的不妥，但如此卻不可改變練同學抗議行為較嫌粗糙的事實。
因為，我們還有選擇，更好的選擇。
或許林肯的經典名言：「如果一個目的是正當而必須做的，則達到這個目的的必要手段也是正當而必須採取的」可以作為練同學行為的捍衛基礎，但須知林肯當時所面臨的是極端而急迫的環境，林肯沒得選擇。
美麗島事件使黨外一批志於民主開放的鬥士因激烈抗爭而成群下獄，導致台灣的民主停滯十年，當時流亡於海外的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十幾年後在《許信良的政治世界》如此反思：「反對運動不只是好漢做事好漢擔的問題，而是如何整體關照，避免反對運動被消滅的問題。領導運動的人不能抱著準備當烈士的心情，而是應該更謹慎而務實地維繫反對運動的生機。一九七九年，黨外領導人沒有進到責任，因為大家根本沒有深刻地體會肩上的責任，沒有強烈地覺悟避免衝突，讓運動持續存在是最重要的責任」。我無意對練同學冠以烈士之名，而圖書館事件時空之對比，事件之交錯，也不盡相同，但這段由許信良沈澱了將近二十年後傳遞的反思，的確可以對身在體制下卻勇敢爭權益、求平等的人，無論是練同學或是許許多多的無名英雄，提供一種訊息，一種「理性」的價值，反對運動者應該將自己建立在一個問心無愧而能與體制掌控者等高的一個平台，應透過理性而顧慮整體性的規劃方式與掌控者溝通、對話，將自己拉高，而不是訴諸於可落人口實的激烈反抗，如此，才能更快地達到要求而成就改革。
此次事件不妨拉高到檢視整個體制的不妥之處，例如早就存在的老師逾期還書的問題，而反求諸己，同學還書的情況也須一併檢視，甚至可由圖書館的老師、或是工讀生對於圖書館現有的問題做一併的探討，以條列式的訴求搭配理性而有力的討論分析，呈報給學校，讓學校能以系統而全面性的方式，確實而有效率看到問題之所在，如此，論高度、論立足點，反對者問心無愧，接下來，就端看校方怎麼做了。
別忘了，我們有更好的選擇。
[張家豪／作者為世新大學二年級學生]
